飞机激烈地颠簸了一下，我从昏睡中惊醒，摘下眼罩，一瞧座位前的屏幕，已然到了半下午。
“众位乘客，还有20分钟本次航班即将降落在维多利亚国际机场。”
接着又是另一轮官方语言的通告。
不得不说，机长的法语有些生硬。
我迷迷糊糊地拉起窗帘，瞬间一抹日光投射进来。我缓了缓劲，只见带有冰痕的玻璃外晴空万里，机翼的螺旋降下是绵延起伏的落基山脉，覆雪的峰峦直奔烈阳西边的大海。
“第一次来卑诗省吗？”
旁边的白人大爷横坐着，头戴渔夫帽。原本以为他在和我说话，不想他头一撇，向过道另一边的金发女郎抛去一个媚眼。
他身上擦着一股奇怪的香水，熏得让人晕乎乎的，因此我全程没有怎么用餐。
那金色女郎戴着墨镜，边摇了摇头，边目不转睛地读着杂志。
“卑诗(BC)即——BringCsh(带来钞票)的缩写。”他话还没说完，自己就开始哈哈大笑了起来，一点也不觉得尴尬。
金发女郎嘴角略微上扬，但笑得极为勉强。
大爷又介绍了一些省内的特色景点，但几乎都是在自说自话，最后见没人搭理他，他的笑容渐消，转而嘀咕道：“带来钞票...呵，物价和房价都被那帮该死的新移民给炒了上去了...”
金发女郎没再理会他了。我也不自觉地往窗户边挪了一点。
落地后发觉机场非常小。原本以为温尼伯的航站楼已经够寒碜地的了，但这维多利亚机场小的让人以为是美加边境的汽车海关，一眨眼的功夫就出来了。客流也是稀稀疏疏，仿佛整个机场只剩下我们这一次航班。
虽是接近盛夏的大晴天，但天气格外凉爽，一踏出机场大门便迎面吹来了一阵海风，差点掀翻了我的洋基队棒球帽。
我正准备用手机找一下去大学的公共交通，却在不远处却看到了两名人高马大的白人男子，穿着米色冲锋衣，其中一人举着一块纸板，上面写有：「MR.MENGYO」
这上个月才刚过二十岁，被叫「先生」确实有些不太习惯。
从装束身材上我其实就已经猜到他们可能是警方，只是略感惊讶他们会跑来机场接人。我打起了精神，边从挎包中取出了证件，边硬着头皮走了过去。
“我就是孟游。”我用英语说道，递出了护照。
这边许多华裔家庭都会选择给他们孩子取一个譬如“大卫”，“丹尼尔”或是“凯瑟琳”这样的英文名字，可能是因为方便称呼，也可能是想尽快融入本地文化之中。我们家族就比较传统，坚持使用中文拼音，一开始还有些抵触，因为老师永远叫不对，但后来叫着叫着也就习惯了。
“你好，孟先生，我是维多利亚警署的威尔·斯托克，相信我们昨晚已经在电话中谈过了。”那举着牌子的男人和我握了握手，快速扫了一眼我的证件。他的身形和大多数膀大腰圆的警察不同，比较偏瘦，像是干文职的，但很是干练，手劲贼大，当我收回手时觉得有些隐隐作痛。
另一位是岛上的皇家骑警麦克唐纳警官，是来协同调查此案的。他留着一头火红色的卷毛，友善地笑道：“叫我麦克()就好。”这让我不联想到麦当劳叔叔都难。
他们分别也出示了警官证。一阵寒暄后，我和他们上了一辆白色的雪佛兰。
“阿帕(Ap)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坐下来后问道。看着警官有些迷惑的眉宇，我立即改变了一下称谓，“我外公是怎么死的？”
「阿帕」是我对外公孟偿的称呼，我们家族后辈们都是这么叫的。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走了，童年主要是和阿帕一起度过的，只是他平日里少言寡语，不苟言笑，总是愁眉苦脸的，除了坚持教我汉语以外，和我交流其实并不多。我初中之后他受邀被应聘为大学讲师，在北美各大高校之间来回奔波，把我留在了温尼伯的好友家中。
再后来，我们俩的联系也变得更为屈指可数。
我也是这么和警官们交代的。
前座二人交换了一个眼神，最后由开车的斯托克警官率先回答道：”法医目前的鉴定是：教授死于氰化钾的剧毒反应。但是他死前曾尝试割腕，并造成了一定的物理损伤，和血液流失。”
从昨天到现在我基本上就没怎么合眼，在飞机上也只是稍微打了一个盹，原本还挺困，但听到这两这个字眼时，精神不禁一抖擞。
“割腕？”
麦克点头道：“不错，教授是用他案上的派克笔划破了血管。如果你不介意看的话，这份报告上写的非常详细。”他边说着，便从文件夹里抽出了一张纸，送到了我面前。
“用派克笔割腕？”我心中难以置信地质疑道，手头则是接过了那一份报告。
『维多利亚警署
5月16日执勤报告：
晚上6点42分接到报警电话，立即出警，地点为维多利亚大学的克里胡尔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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