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卫国没兴奋多久，猛然发现冀中根据地想要办银行和商社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商社还好说，毕竟**内部倒卖物资已经不是新闻了，像鸦片、军火、粮食，还有药品，没有什么是他们不敢卖的。
银行就不同了，尤其是拥有发钞权的银行，几乎是一个独立政权的象征。更过分的是郑卫国要发行的还不是法币，这让奉行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常凯申委员长情何以堪？
不过地方独立发行钞票并非没有先例，江西的苏区就不说了，像东北、山西、云南都曾发行过自己的货币。特别是山西，阎老西儿在曾三发“省钞”，其中最后一次就是1938年5月间开始的，一直到1940年因百姓激烈反对才作罢。
在1935年的法币政策实施之前，除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四行以外，全国有发行权的银行和银行机构共三十家，发行总额达三亿元。至于地方银行发行的钞票和各种工厂、商店、钱庄或其它非金融机构所发行的私票，更是混乱已极。
实施法币政策之后，国民政府加强了金融管制，虽然发钞银行还有四家之多，但这四家（即上面的提到的中、中、交、农）无一不有国家背景和江浙财团的身影，实际掌舵人就是传说中的“四大家族”。
郑卫国和冀中根据地现在的地位非常尴尬，论独立性不如阎老西儿。所以老西儿敢肆无忌惮地办银行，发省钞。常凯申不仅不敢发火，还得小心笼络，生怕这老汉一怒之下投了日本或者八路。事实上，郑卫国跟河南的商震、绥远的傅作义有些类似，只有军事实力，缺乏政治和经济等软实力支撑。
论亲厚又跟真正的中央军没法比，或许之前委员长还存着“招安”的心思，但随着郑卫国在东北军内的影响和地位不断提高，这个想法恐怕早就抛到爪洼国去了。当然。就算再亲厚。常凯申也不会把金融权交到郑卫国手上的。
可不办银行也不行，因为华北日军已经开始发行伪币了，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联银券”。由于日军大肆印刷，联银券发行后不久便急剧贬值。北平有民谣“孔子对天坛。五百当一圆”进行讽刺。（注：联银券上面印着孔子和天坛的画像）
伪币虽然没有任何信用可言。但依靠日伪当局的强力推行必将在华北大肆流通。如果各根据地不采取切实办法加以应对，那整个华北的金融都将被日伪军控制。所以，不仅要办银行。发钞权也得拿到手。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取得武汉方面的谅解，郑卫国担心因为这件事情影响跟军委会的关系。要知道现在很多方面第四十一集团军都离不开军委会的支持，比如说跟德国的军火交易。
周参谋长显得有些乐观，劝解道：“总司令您不用多想，这件事情委员长肯定会支持的。不过按您说的直接发行冀中币可不行，我们必须表现地灵活一点儿。”
郑卫国对官场上的事情不太懂，奇道：“怎么灵活？是请中央财政部的人下来指导，还是直接花钱贿赂？十万元以内都可以考虑。”
周参谋长呵呵一笑，说：“都不用，您直接向军委会请示就行了，但这个新币种不能叫冀中币，更不能叫人民币，还是得叫法币。”
郑卫国一愣，说：“发行法币？这不是跟中、中、交、农四大银行的地位一样了吗？委员长怎么可能答应？”
周参谋长解释说：“跟四大银行当然不能比，我们只要保证这种货币仅在华北流通就行了。换句话说，还是一种地方币种，不具备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的资质。只要不影响大后方的金融，我想委员长是不会为难咱们的。”
郑卫国还是没弄明白，疑惑道：“那不还是冀中币吗？”
周参谋长笑道：“不一样！您换个名字，委员长就会认为您是在主动维护中央权威，心里一高兴事情就好办了。您要是不给这个台阶，委员长可能也会答应，但心里落个疙瘩，说不定哪天就会翻脸。”
郑卫国总算有点明白了。说白了，还是实力的问题。随着东北军向郑卫国靠拢，他已经不是普通的集团军总司令或者战区副总司令了。委员长心里就算再不满，也不会轻易跟他翻脸。当然，如果想要长期合作的话，还是需要一点儿政治智慧的，比如说给委员长一个台阶。
想通了之后，郑卫国就把事情交给周参谋长去办。依他对国民政府和军队的了解，这点儿事情应当不在话下。
周参谋长点点头，说：“好，总司令请放心，银行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不过八路那边还得由您出面解释。毕竟筹积准备金和物资调度的事情还需要他们配合。”
郑卫国说：“嗯，我知道了，你放心去办吧！”
这等大事确实要得到延安方面的支持，否则免不了有后遗症。好在延安方面是绝对不会拒绝的，因为晋察冀边区已经抢先把银行办起来了。不得不说，在金融方面，党比国民党要专业得多。
早在1938年3月20日，晋察冀边区银行就在山西五台县石嘴镇的“普济寺”开幕营业了，同时还发行了一元和五元的晋察冀边区银行钞票。有趣的是，这种钞票跟陕甘宁发行的边区票一样，都是“粮本位”的。
当然，即将成立的冀中银行跟晋察冀边区银行是有区别的。比如说股本，冀中银行是由民间集资的形式来完成的，有商业银行的性质。边区银行纯粹是一家“政府银行”，相当于边区的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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