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当陈旭刑满释放，走出监狱大门时，他仍然能记起，他在殡仪馆门口叫出“诗雨姐”的那个下午。
因为在此之前，他几乎要陷入绝望。
诗晴死后不久，唐涛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哪儿都找不到他的踪影。因为那件事后，唐涛家的公司受到了一些影响。毕竟，作为接班人的他，如果在接手公司之前就造成这样的恶劣影响，对公司个别股东来说，肯定在公司权利交替的时候这可是个了不得的把柄。
这也是唐涛的父亲最不愿看到的，更是他承受不起的。
所以，唐涛的父母安排他秘密出了国，对外说是出国深造，但其实是安排他出去避避风头。一方面是让舆论消散得快一些，另一方面，有了国外镀金的经历，在股东会上也更多了一些拿得出手的资本。
但这可苦了陈旭。
自诗晴死后，陈旭就开始想办法给她报仇。他去找过诗晴的父母，但诗晴的父母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已经逐渐消沉下去。烧烤城的生意也无心打理，现在生意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关门歇业估计是迟早的事。
他多次前往警局报案。毕竟，诗晴被侵犯是属实的。但诡谲的是，很多关键地点的监控录像都无从查找，办案的警察说证据不足，无从查实。好不容易碰上了一个愿意帮助他的任队长，结果刚查了没几天，任队长被调到C市下面的一个县级市当所长去了。
陈旭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在联系到常诗雨后的几天，陈旭约她见面。在一个电竞网咖的小包厢中，陈旭向常诗雨说出了他的想法。
常诗雨虽然知道了妹妹的死因，但陈旭说出的一些事实，包括陈旭搜集的网络截图，都让常诗雨一次次地陷入崩溃，陷入深深的自责。
屏幕上那些恶毒的言语，像一把把尖刀，常诗雨恨得咬牙切齿、痛到不能呼吸。
唐涛等人的行为是导致诗晴惨剧的直接原因，但网上这些人的话语，则是将诗晴真正推向死亡的一双双手。常诗雨试图去想象，一个24岁，刚刚进入社会不久，从小长在父母、姐姐护佑之下的小女生，在面对这样铺天盖地的恶臭狂澜的时候，该如何躲藏、如何疗伤。
她想不出，纵使她能将人的大脑每一块大脑结构、每一条神经走线说得头头是道，她也无法想象出妹妹在做出那个决定的时候，经过了怎样的思想挣扎。
假如简直是她的话，她也只有死路一条。
当陈旭将复仇计划跟她全盘托出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加入。
一开始，他们多方搜集证据。寻访事发地点的目击者，查找唐涛及同伙的人际关系，试图理清案情的脉络，整理出一份清晰的证据链条。但过了大概半年多的时间，他们发现这是徒劳的。
因为，即使有了证据，也需要走相应程序，才能将坏人绳之以法。但问题在于常诗晴是自杀，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而唐涛等人的犯罪经过，又的确没有实打实的证据。毕竟，谁会在平时就教给一个女孩子，在受到侵犯后不要第一时间洗澡，一定要保留犯罪者的证据呢？
常诗雨甚至为此自学了一段时间的法律。
而陈旭，则要激进得多。他在发觉这条路走不通后，将战场转移到自己的主场——互联网世界。他一一记下那些评论者的用户名，利用黑客技术抓取到他们的ip地址，进而把隐藏在网线背后的真人给揪出来。然后，利用各种黑客技术，攻击他们的电脑、阻塞他们的网路、盗取他们的账号密码、删除他们的重要资料……
但这些都是小打小闹，在陈旭看来只不过小孩子行径。这些行为虽然能给受攻击者造成一定的麻烦，但人家换台电脑、调整一下ip就能解决大部分麻烦，顶多对游戏中被倒卖、分解的装备或者被删除的论文资料懊恼一阵，造成不大的伤害。
他越来越愤怒，越来越偏执。因为这些人，诗晴付出了死的代价，他想让他们也感受一下诗晴所经受的痛苦。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旭在常诗雨的书架上翻到了一本神经学的教材，看着里面关于人脑、神经电生理、以及一些研究者做过实验的，陈旭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陈旭和常诗雨基本确定了复仇方案。
因为那些评论区的人，都是针对此一类的事件，所以，二人决定演上这么一出，把那些人先吸引进来。然后，陈旭会伪装成私密平台的运营者，以高昂的报酬为诱饵，诱骗唐涛当时的其他5个同伙。和唐涛不同，陈旭早把他们的底细摸了个一清二楚。所以，一套设计好富有针对性的话术，就让这些不良少年长大的社会渣滓深信不疑，走进他们的圈套。而整个过程，则会通过直播平台，向他们搜罗到的对象播放，并且在播放过程中，毫无征兆的切换到受害者视角，让他们也体验一下突如其来的恐怖。根据陈旭从书中看到的，这样会导致观看者极大程度的心理障碍，甚至出现心理损伤。常诗雨觉得，这样的惩罚也够了。
在处理几个同伙方面，两人的意见一致。但在如何针对那些评论者的方式上，两人起了分歧。
常诗雨主张冤有头债有主，谁发过对诗晴不好的评论就收拾谁。但陈旭不这样认为，他觉得只好是有这个想法的人，都不得好死。
比如同样是杀人案，一个是善良一方被迫反击致伤害方死亡；一个是本意蓄谋杀人，但临时因身体或工具原因导致犯罪行为没有实现。如果只看结果，这两者之间，肯定是前者有罪，后者无罪。但不管是从人性的角度，还是从对社会的潜在威胁来讲，第二起事件都要比第一起事件危害性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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