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郧阳府上津县，这里是湖北省的西北角，紧挨着纳敏夫的地盘，北边不远，就是闯军曾经立寨的商洛山。
边界上，双方相处得非常和睦，纳敏夫攻略陕西时严重缺乏干部，对于所有肯投奔他的人只要有点人样就一概接纳，包括很多留在陕西山寨中的闯军旧人。紧邻上津县的陕西西安府山阳县的知县，竟然就是李晋王的小舅子。
但即便如此，闯军在这里活动的时候仍需小心。这里的百姓大量逃荒，又经过战火洗礼，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环境。当地的山寨有的是闯军系统的，有的则是独立的山大王或者流民聚众自保。本地的乡绅豪强也有一些势力，往往以宗族为单位，有的还掌握着乡勇，有控制一个村乃至几个村的，也有据险自守的。
康小米带的这支三十多人的队伍，正在一户乡绅家吃饭。以往流动作战的时候，闯军住进乡绅家从来都是白吃白喝白拿，现在变成了官府，工作方法也要改一改了。现在闯军在乡绅家吃饭是要给钱的，上级给的经费挺足，队员们大口吃着烙饼摊鸡蛋，感觉大同世界已经不远了。
康小米如果留在军队中，现在差不多也该是威武将军了，他现在是五品文官，因为是从过军的老兄弟，所以封了一个男爵。闯军的高级爵位没有明朝的值钱，但中层爵位封得更多，在闯军老兄弟这个整体中还是受拥护的。
现在康小米是户部统计司的四队长。明朝的户部是按省份设司，闯军则增加了很多事务部门。统计司专门负责数据统计的，不仅要待在武昌等着收统计数据，还下辖许多统计队，随时外派出去清查数据。尤其是新归入闯军治下的地区，更要统计队去丈量田亩，厘定赋税。
清朝的税收政策大体上是沿袭明朝旧制，按照《万历会计录》征收。从快速建立统治的角度来说，这种办法的确是最有效的。而闯军的情况则不同，他们不能像清朝那样只稳住士绅就行，必须有改善农民处境的改革措施，因此，对于明朝税收中不合理的地方必须加以修改。
清丈田亩对小农并没有多少好处，豪门的隐田被查出固然解气，可那些小农私垦的小块田地也会被查出来。三年免征当然是深受自耕农欢迎的，但也只是这三年而已，不是长久之计。
闯军的新税制是十税一，是明朝税率的三倍，实际执行的时候也不可能逐一核算每亩地打了多少粮食，其实也就是每亩地收一斗。地主们对此当然怨声载道，而自耕农因为不必再承担仓储、运输费用，税收人员的工资，各种无偿劳役还有其他五花八门理由奇葩的苛捐杂税，即便是理论上的税率增加了，实际负担还是减轻了。
制度设计的方向是没错的，可问题是，在税收上真的能做到一刀切吗？不要说三十年、三百年之后，就是三年后免征期限结束的时候，闯军能不能保持现状的廉洁，自李自成以下的所有闯军高层都不抱太大期望。就像另一时空清朝的耗羡归公，不是说把灰色收入过了明路，官员就不贪了。这种新税制的确能阻止一些官员迫于压力“不得不贪”的情况，但不管制度怎么设计，都跟不上贪污手段推陈出新的速度。
人的欲望，是不会终结的。
官员、税吏、乡绅，他们之中会有道德高尚的个人，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就像纳敏夫教训蒙古台吉们时说的那样，他们鼠目寸光地敛财这一点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倒不是说农民和牧民的就一定更大公无私，但他们不必经受这么多的诱惑，从最终结果来看肯定是保有更多“安贫乐道”的美德。何况头脑正常的皇帝都会知道自耕农是自身统治的基石，自耕农群体崩溃了，国家就完蛋了，别说他们是一帮以养家糊口为目标的穷光蛋，就算他们都是变态杀人狂，朝廷也得维护自耕农阶层的稳定。
此外，还有佃农的问题，他们和地主之间的很多事在理论上就压根不归官府管，现在闯军推行的模式是每亩只收四斗地租，地主不许要求佃户无偿劳动，鼓励永佃制度，让佃农和地主签订契约，租佃期限至少十年。还有对借贷利率的限制，月利率不能超过三分，利息总额不能超过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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