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女性到了这个年龄，都有强烈的倾诉欲。
在咖啡的氤氲香气中，苏山月就像白居易笔下的琵琶女，开始诉说自己前半生的遭际：“我1982年出生在白完西北的一个偏僻农村，距离最近的镇上有二十多里地。家里很穷，一年四季在地里辛苦刨食，只够勉强糊口，一旦遇到发水、干旱，就要靠借贷过活。我是家里的老二，上面有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具体是什么原因要生那么多，估计徐校长你不难想出答案吧？”
徐生洲点点头。这种情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些重男轻女的地方还是比较普遍的。
能回到家，终归是安稳下来。转眼我已经6岁，要准备上学，但家里根本交不起三块五毛钱的学杂费。还是当民办教师的二伯替我缴了钱，我才有幸进入村里的学校大门。”
苏山月喝了口苦涩的黑咖啡，接着说道：“你应该知道‘大眼睛女孩’吧？就是那副著名的《我要读书》照片。其实我跟她差不多是同一个年龄，住的地方也是临近县，最初境遇也差不多，乱蓬蓬的头发，脏兮兮的、打着补丁的旧衣服，草纸做的练习本，香烟长短的铅笔，即便最后削到只剩下小指长短也舍不得丢，因为买不起新的。但差别在于她后来出名之后，有无数好心人资助她，而我始终只有一个当民办教师的二伯。”
徐生洲道：“你二伯是个好人。”
“我二伯确实是个好人。有时候婶子会因为这事骂他，骂得很难听，甚至故意当着我的面骂他，但是当我要交钱的时候，他还是偷偷拿钱给我，或者不声不响就帮我交了。三年前，我还在读博的时候，他过世了，是胃癌。我都还没来得及正式请他吃顿饭，请他来京城逛逛，给他说声谢谢呢！但他总是以我为骄傲，经常很自豪地跟周围人说：‘我侄女是博士呢！’我二伯确实是个好人，就是好人不太长命！”
徐生洲不知道该怎么把话接下去。
“正因为读书机会来之不易，而且相比在家带人、下田、打猪草，在教室里读书简直就是天堂，所以我从小就非常珍惜能读书的机会，并深信‘知识改变命运’，成绩一直位列全校前茅，这也是我能继续读下去的另一个关键。五年级期末，我考了全镇会考第二名，顺利从师资落后的村小升入镇上的初中。”
徐生洲点赞道：“厉害！”
“厉害吧？我也觉得自己挺厉害的。”苏山月微微一笑，“那时候农村的人特别多，小孩也特别多，每个村都有村小，每届会考总也有四五百人。临近几个村还有联中，联中教学水平很差，管理也很乱，学生基本上都是男的，读联中就是为混个文凭，好去当兵招工。镇上的中学就明显正规多了，但镇上离家二十多里，我们家当时穷得连自行车都没有，来回全靠步行，所以我十一岁就开始住校。一个人淘米，然后放到学校灶上去蒸，有时候淘完米忘记放水，中午就要饿肚子。”
徐生洲叹口气：“现在十一岁的孩子，上学放学还要爸妈开车接送呢！”
“所以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苏山月继续刚才的讲述，“每天都是硬生生的糙米饭，就着家里带来的黑咸菜，有时看到食堂里做的肉菜，特别是油腻腻的大肥肉，真是馋得哗哗流口水！可那时我父母每星期只给我几毛钱零花，主要是买点纸笔什么的，哪有钱买肉菜吃！有次我实在实在忍不住了，就买了一份红烧肉，吃得我差点把舌头吞下去，吃完又心疼得好几天直掉眼泪。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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