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的病以及身后事不仅荡尽家里节衣缩食好不容易才攒起的一丁点儿积蓄，还债台高筑。最可气的是钱花光了，病未治好，人还没了，上哪说理去？不然怎么讲：什么都能有，就是不能有病；什么都能没，就是不能没钱。父亲把债务用歪歪扭扭、自成一格的字体清清楚楚、条条款款地记录在一本三十二开的小簿子，名字、数额、还有借款时间，但凡与我们家沾亲带故的，不论多少，基本上都欠有一笔债。
为还债，更为生存，父母亲不得不慎重考虑另谋他业。靠着家里种田微薄的收入，不知猴年马月才能清偿债务，于是萌生进城务工的念头。进城务工的收入再不济也要比在家种田强，且不像种田需要下大本钱，所以村里绝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都在外务工，也包括像哥哥一样辍学的未成年。哥哥去厦门只三天就找着工作，进了一家电子厂，目前给一位老师傅做学徒，挣得虽然不多，但自我开销不成问题。过去，上有祖父需要赡养，下有哥哥和我需要抚养，父母亲无法顺应时代潮流跟随大部队进城务工；现如今，祖父归西，哥哥辍学，我成为最后的唯一的累赘，如何妥善安置我是父母进城务工的瓶颈点。把我捎上吧，上学问题很难解决，这是耽误不得的头等大事，还指望我通过读书彻底扭转家族命运；把母亲留下照看我吧，一人挣钱两地仨人花（哥哥刚开始上班，拿的学徒工资，不敢奢望他有富余），实不划算；把我寄养出去吧，也是件麻烦事，谁也不愿意、也没有义务接纳一个只会吃饭的累赘；把我一个人扔在家就更离谱，不哭死也得饿死。
思来想去，左右权衡，最终还是决定将我寄养。寄养给谁呢？别人家的孩子多数扔给家里的祖父母监管，实在不行还有外祖父母，隔代的直系血亲，虽没有隔代监管的义务，却有血浓于水的亲情。我的祖母谢世已久，连母亲也不曾见过，青苔把她简陋的墓碑上的刻字侵蚀得难以辨认，只怕尸骨早已荡然无存。祖父不久前业已病入黄泉与阴阳相隔几十载的祖母夫妻重聚。外祖父在母亲待字闺中的时候已经病故。外祖母倒尚在人世，只是她的情况特殊，从小到大我与她不过数面之缘。直系血亲之外，就是伯叔姑舅姨，我有一个姑母、三个舅舅，而只有姑母同乡住得近，寄养起来最是方便。姑父姑母在家监护三个孙子，三个是赶，多一个也是轰，同意接收我。
去哪务工？务何种工？人怕入错行，时间不等人，这是一个慎之又慎而又必须尽快做出的抉择。父母亲文化水平很低：父亲上到小学四年级，因为调皮捣蛋不爱学习，也因为家中拮据难以为继，便自作主张辍学回家帮忙干农活；母亲只念了不够两年的书，强烈的求知欲望就被封建顽固的外曾祖父狠狠地掐灭。除种田外，他们既没有传承一门老祖宗留下的足以糊口传统手艺，也没有掌握一项社会稀缺的特殊的现代技能。用父亲自己的话说，除了有膀子力气，一无是处。虽说卖力气也能挣钱，但挣的都是脏钱、累钱、苦钱、舍命钱。父母亲四处探询，希望依靠自己狭窄的人脉网觅得一个体面、清闲又挣钱的工作，可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没能如愿。
年底，外出务工的人员陆续回村，一整年的漂泊劳碌、节衣缩食，只为荣归故里，风光过年。哥哥回家那天，母亲从吃完午饭开始，就坐在门口太阳底下洗萝卜、切萝卜、晒萝卜、腌萝卜，眼睛不时满含期待地朝大路望去。母亲唤我帮忙，被我用寒假作业搪塞过去。为了证实自己所言非虚，我刻意坐在门口写寒假作业。洁白的书页闪烁温暖刺眼的阳光，密密麻麻的文字映满脸庞，“嗦嗦”的切冻萝卜声以及哥哥即将回家的消息搞得我心猿意马，无心作业。
当父亲戴着臃肿廉价的黑色全包安全帽、骑着肆意喧嚷的摩托车载哥哥出现，母亲撇下菜刀，我扔掉圆珠笔，迎上去。虽然事先有知会，但半年未见，仍旧惊喜万分。哥哥穿了一件黑色单薄的运动风外套，拉链顶到下颚，整个人冻得像一根刚冒尖的蕨菜蜷缩在父亲身后。我激动地大叫一声哥哥。他抬起头，伸长缩在衣领的脖子，搪瓷般光洁的脸蛋被冷风吹刮得红中泛紫，浓黑齐眉的碎发奓得似鸟窝。他翻腿下车，哈哈气，搓搓手，跺跺脚，十足像个跳大神的。
“天冷也不舍得多穿一点！”母亲伸手掐了掐哥哥单薄的衣服，一脸慈祥的笑意，眼中洋溢着母爱。
哥哥嘴里发出清脆密集的牙齿打颤声，饶有节奏地解释：“哪个晓得家里这样冷？厦门现在可暖和了！”
“这叫要风度不温度。”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见哥哥准没好话。
“起开！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哥哥也一样。他用拳头轻捶一下我的胸口，惊讶地说：“臭小子！半年不见，长高不少，我还以为你永远都长不高。”
“你才永远长不高！你全家都……不对，只有你永远长不高！”我假装生气地将脑袋撇到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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