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热爱阅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因为只是凭借几张单薄的白纸黑字，或许他就能向世界宣告自己“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的隐忍负重，“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桀骜不驯，“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的逍遥洒脱，“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的勤奋刻苦和“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风平浪静，而不止是简单挥毫几笔众所周知的尖锐讽刺，将姓名刻在历史的石碑上。所以我试着介绍《“文人相轻”》这篇近似乎无名之辈，穿越回那个二三十年代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风云战场。
《“文人相轻”》作于1935年4月14日，始于《论语》第五十七期刊载林语堂的《做文与做人》。林语堂咬定了是把文艺界的论争都说成“文人相轻”：“文人好相轻，与女子互相评头品足相同...于是白话派骂文言派，文言派骂白话派，民族文学派骂普罗，普罗骂第三种人，大家争营对垒，成群结党，一枪一矛，街头巷尾，报上屁股，互相臭骂...原其心理，都是大家要取媚于世。”然而这种阴暗的风气早在两三年前，见于若谷的《恶癖》，文中把一些作家生活上的某些癖习都说成是“恶癖”，是“文人无行”的表现；又或者是小打小闹的“京派”和“海派”花边文学斗争，诸如此类可见一斑。于是口号家们秉持“真理已哭”的心态又开始轻蔑起他们的原创，身为始作俑者却又自相矛盾，轻蔑这种轻蔑文人的风气，可悲可笑。然而随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恶习不断蔓延，像是施蛰存和魏金枝两位大家也不自觉地跳出来辩解，你方唱罢我登场。施蛰存1933年在《大晚报》副刊上向青年推荐《庄子》与《文选》，认为熟读经史可以扩大字汇、融会贯通，实在是件大好事。不过纠察其人，他信仰佛教，而这正是先生所批判的。可在部分答辩文章中，他先声夺人地挑衅称先生也曾捐资重刻《百喻经》，“玩木刻，考究版本...以骈体文为白话书信作序”等，暗指先生“自己也是这样的”；魏金枝1935年在《文饭小品》第三期发表的《再说“卖文”》中说，在一次宴会上，茅盾“问我为什么到教会学校去教书。语意之间，似乎颇为不屑”，“但日子过得不多...茅盾的一个亲戚，想到我在教书的教会学校里来找事做了”。这些对同行的挖苦嘲弄也好，诬赖造谣也罢，先生认为均不属于“文人相轻”的范畴。真正的“文人相轻”，正如曹聚仁所言，应是曹子桓的“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文人在自己擅长的写作领域自信而骄傲地俯瞰其他作品。舞文斗墨，百家争鸣，理应是千古骚人遗留于我们的道德操守，几经辗转，到两位满腹经纶的大家口中竟成了污秽，难免“真理已哭”。高山流水的庄生云淡风轻地透露“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心声，不过是顺应道家“无为”的思想主张，亦或是其境界高远的体现，但在《天下篇》中该列举的他人的缺失还是一字不差。人终究不是仙，既然二位大家连最基本的梦蝶都做不到，就更没有缘由拿着“无关紧要”作挡箭牌了。
先生认为的“文人相轻”一定是要顺应时代，“各各‘指其所短，扬其所长’固可，即‘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亦无不可。”作批评，左手握住的是既定事实的直尺，右手攥紧的是公平正义的天秤，方可明忠奸、知进退、断黑白。以小见大来说，开张圣听，陟罚臧否，或许真的如同旧时王谢堂前燕般，已经无声无息地成为我们每个人所必须承担的责任了。所以哪里有什么“文人相轻”的道理呢？这世间唯文人与墨客惺惺相惜。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