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晃就到了公元一九七一年的秋天，离我满七周岁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了，我已经到了该上学的年龄。
我有一个同宗的侄儿，他比我小三个月，但是他的父亲是生产队长，他家不缺吃不缺喝。每年春天我家揭不开锅，要断顿的时候，他们家却可以顿顿吃白米饭，偶尔还有街上的干部到他们家将嘴唇吃得油汪汪的。我们一家人身上都只有一些破布片，那些干部却个个都穿得整整齐齐，在我看来已经是十分的光鲜了。
营养丰富的侄儿虽然年纪比我小，但个头却比我高。我们一起来到镇上的中心完小，还记得那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招生的两个老师在操场上的槐荫树下摆了一张条桌，一根板凳，桌子上放着笔和本子。我和侄儿走到桌前，老师开始问话：“叫哪样名字？”我马上回答：“我叫田维堂”。我侄儿傻乎乎的不说话，老师就看着侄儿再问一遍，侄儿还是不说话，我就替侄儿回答了：“他叫XXX”，老师又问：“哪样成分？”这次我干脆一次性全部回答，我先指着侄儿说：“他是中农”，然后把手收回来说：“我是贫农”。然后老师又问了年龄，都是我替侄儿做了回答。最后老师让我们各自用自己的左手伸过头顶摸自己的右耳，再用右手伸过头顶摸自己的左耳。侄儿这一下露脸了，两个动作他都轻松完成，可是我却费了很大的劲，脸都挣红了，却怎么也摸不到自己的耳朵。最后两个老师宣布，侄儿可以读书，让我明年再去报名。这个情节在我写的散文《我的读书梦里》有过详细的叙述。
关于成分，我们家算是捡了一个大便宜，侄儿家也是如此。我的曾祖父也是我侄儿父亲的曾祖父，曾祖父不知道是清朝时期的哪一年从重庆的武隆搬迁到我们贵州浞水这个地方，勤奋的曾祖父和曾祖母一边种地一边在农闲时进行手工作业。曾祖父的手工作坊是纺线。父亲说勤俭节约的曾祖父和曾祖母晚上纺线实在太饿的时候都舍不得吃夜宵，而是靠吃棕树的树芯充饥。在我饥饿感特别强烈的时候，我也尝试过棕树芯的味道，有一股淡淡的甜味，但是更多的是特别的闷人，吃了几口就让人有眩晕的感觉。
我的曾祖父和曾祖母不知道通过多少年的努力，慢慢地家里有了积蓄，开始购置田产，我家的田地越来越多，根据父亲和堂哥的描述，在我家鼎盛时期，方圆五里范围内的田土几乎都是我们家的，说良田千亩一点也不夸张。
曾祖父开始修建在那个时代算是豪华的庭院，一个雕龙画凤的四合院完成了，我们家的坝子是石板铺的，街阳是细錾街阳，所有的一切都显示出一种富贵气息。
曾祖父有三个儿子，我的大公、二公和我的爷爷，传说大公是被人谋害的，在十八岁时和一群人打鱼被淹死。二公就是我侄儿的爷爷。
曾祖父时代，我家请了长工二人，农忙季节每天有数十名短工给我家干活，那个时代，我们家三天就要杀一头肥猪。
曾祖父还请了私塾先生到家里来教我二公和爷爷读书，二公不是读书的料，只在外面胡作非为。爷爷读书读得很好，可是却在他读得很好的时候取消了科举制度，不久清朝政府被推翻。爷爷虽然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上，但他依然成了远近闻名的知识分子。他遗留在我家老屋堂屋里的正楷字至今还有深刻印象。
在曾祖父和曾祖母死后，二公和爷爷两兄弟都开始败家，二公什么坏事都干，爷爷却染上了鸦片瘾，两兄弟都靠卖田卖地卖房子过日子，到了解放前夕，两兄弟的田土房屋都已经快要卖光了，如果不是我的奶奶用上吊来威胁，爷爷就卖了我家的最后一间房。相比之下，二公家保留下来的土地和房屋都比我们家要多，因此我家成了贫农，二公家成了中农。在我们家五里左右，有一个叫陈栋梁的人，他在解放前夕的几年节衣缩食购置了一大片田地，传说他为了让长工好好给他干活，他给长工吃白米饭煎鸡蛋，自己吃粗茶淡饭。解放的时候，有天晚上让他去开会，他被划成了地主，回家感到万分恐惧，用一根绳子吊死在自家的房梁上。
好了，继续说我自己吧，侄儿上学了，我回家是怎么打发那些无聊的时光，多数已经记不清楚，但有些事情，几十年过去了，记忆却越来越清晰。
我的父母和姐姐到生产队劳动了，哥哥去上学了，家里就只有我和三岁多的弟弟。
家里的光线昏暗，虽然是白天，但老鼠却在我们家的楼上肆无忌惮地窜来窜去。我们家的楼，一半是木楼板，木楼板下面是两间小屋（卧室），一半是竹竿铺的，我们称为架爬槁，架爬槁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缝隙，下面就是煮饭的灶头。因为煮饭时烟熏火燎，因此这半边楼上可以放很多需要将水分晾干的东西，也便于长时间存放而不发生霉变，晾得最多的就是剥了皮没有脱粒的包谷棒子，有时候也晾洋芋和红薯或者老荒瓜。
也许是老鼠也知道大人不在家，它们在我们的楼上奔跑、嬉闹、撕咬都十分猖狂！让我觉得楼上有千军万马在操练，那些声音让我产生很多恐惧的联想。有时候还会从窄狭的窗缝里飞进来一只乌鸠，它像斑鸠一样大小，浑身的羽毛都是黑色的，嘴唇似乎是黄色。乌鸠歇落在我家的那个木板楼梯上，转动着它的小脑袋东张希望，有时候它会注视我一会儿，它深不可测的眼神让我十分害怕。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