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镇八八惨案发生后，日军屠杀无辜平民两千多人，舆论一片哗然，全国各地报纸连篇累牍地对日军的暴行进行揭露，同时也对晋绥军抗战不利提出质疑，稍后，有舆论爆出猛料，说晋绥军在狂逃期间，扰民严重，山西陷入一片恐慌之中。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南京政府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官邸大骂：“娘希匹，这个阎老西究竟是干啥吃的？连个小小的天镇也守不住，这个责任究竟是谁的？我要追究，给我把唐生智叫来。”
一旁的侍从官一听，赶忙去叫唐生智了。
唐生智，湖南东安人，字孟潇，1935年4月，被任命为陆军一级上将，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警卫执行部主任，并兼任军法执行总监。
此时，唐生智见蒋介石十分震怒，知道是为山西的事生气，就小心翼翼地问：“总裁，是生阎老西的气？”
“这个阎老西，口口声声说坚守天镇，坚守山西，你看他，天镇只坚守了才几天，就被日本人打得满地找牙，后撤变成狂退几百里，欺负老百姓倒在行，我要追究责任，你作为军法执行总监，要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唐生智见蒋介石对山西的抗战如此在意，知道在这国难当头是给全国人民一个样子，否则，刚刚在庐山发表的“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抗战宣言不就成了一句空话，于是就着蒋介石的话说：“好的，抗战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不能给一些投机取巧的人以机会。”
“是的，你要在这关键时刻抓几个反面典型，就是要让国人知道，我们的政府不是光说不惩罚的，对于那些逃跑将军，不会心慈手软的，有几个杀几个。”
最后一句“有几个杀几个”，直把周围的人吓得不寒而栗。
代县太和岭口第二战区行营，阎锡山办公室。
阎锡山这几天被天镇战役搞得焦头烂额，自从日军屠杀平民的消息被曝光后，有关晋绥军抗战不利的新闻一直困扰着阎锡山，这不，刚刚打发走几个记者，难得清静一会儿，就被南京政府一纸追究责任的电文搞得心烦意乱。
“绶光啊，你说，这天镇失利的责任蒋总裁要追究，们（山西五台我的方言）该咋办？”
被称为绶光的人是阎锡山的参谋长，叫朱绶光，湖北襄阳人。朱家是襄阳望族，诗书传家。朱绶光自幼好学，少年即贯通经史。1904年，被选送官费留学日本，先入振武学校，嗣入陆军士官学校六期，与阎锡山、程潜、李烈钧同年同期，因有同学之谊。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朱绶光入盟，成为最早的会员之一。随即，偕同志阎锡山、程潜、李烈钧等二十八人组织“铁血丈夫团”，共同分析时事，研究政情，“商讨革命实施方案”。1925年2月，卸任闲居的朱绶光应昔日的同学、同志，集山西军民两政于一身的阎锡山之聘，出任山西都督公署顾问，1937年8月，阎锡山出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朱绶光由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转任长官部参谋长。
朱绶光作为参谋长，自然知道阎锡山的想法，只好试探地说：“百川兄，既然蒋总裁要追究责任，那就只好牺牲慕颜了，谁让他丢城失地呢？况且，咱第二战区如不杀个重量级的人物，恐怕不好向蒋总裁交代，更不好向国人交代。”
“你真是我的好参谋长，们也是这个想法，可，唉，这李服膺既是晋绥军中的翘楚，又是省主席赵戴文的义子，你让们咋下手哩。”阎锡山一听高兴异常，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他阎锡山不是孤立的。
“百川兄，你又不是没听说过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再说，慕颜是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好，首先是号令不严，导致盘山主阵地丢失，其次是不能约束官兵，致使撤退期间扰民，你说，这天镇战役的责任不由他付由谁来付？”
“唉，慕颜是们看得升起来的，们把他从排长一直升到中将军长，舍不得啊。”
朱绶光知道阎锡山的心情，既舍不得又不能不杀，可谓矛盾异常，但此时只有抛弃李服膺了。
“百川兄，在这关键时刻，不能有妇人之心，不杀不足以整肃军纪，否则，会对接下来的雁门关会战不利。”
阎锡山看着朱绶光，似乎下着决心，说：“那就对李服膺开刀。”
繁峙砂河，61军指挥部。
自从天镇失败后，李服膺便被一种自责所笼罩，看得全军被打成这个模样，作为多年带兵打仗的军人，心里十分难受，可后来，却被另一种坏传闻所困扰。这几天，好些人都劝说他要提防阎锡山，这不，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匆匆来指挥部后，委婉地提醒他：“慕颜啊，作为你的上级，又是阎长官的十三太保，我要提醒你，面对蒋总裁的严厉追查责任，你要当心。”
李服膺有些不以为然，说：“凭啥？我又没做错什么。”
傅作义看着李服膺深陷的眼窝，摇摇头，说：“唉，你真是老实忠厚之人，对阎长官忠心耿耿，可惜，老实只会被人利用。”
李服膺见傅作义说得这样严重，不由得一阵心慌，急忙问：“这可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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