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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的登州，呼呼的寒风直往衣服里的每个缝隙里钻，冻的让他恨不得把脖子缩进衣领。登州在的码头依然有无数的船只依靠，港口大量的船只乘冬季季风前往渤海、新罗、东瀛，也顺风南下。但也有一些南方的商队，凭着此时发达的风帆技术，逆风北上前来登州。越临近年底新年，登州的港口船只反而越多。
新登州城外围早已经没有了城墙，不过新建了八座城门，在每座城门处，新修了一批棱堡等军事据点。
年关将近，无数的车队以及百姓进出来往，一片忙碌奔波的景象。
这座港口城市、手工业城市、东方的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军、民、工人已经突破了百万之众。已经成为了此时大唐东方毫无疑问的手工坊商品制造中心和消费中心，无论是粮食还是各种生活必须品，甚至是各种奢侈品，登州城的需求都极为的惊人。
而相比于登州消费的火热，登州的手工制造业更加的发达，从最简单的缝衣针，到布料、乃至马车、船只等等，登州已经拥有了完整和庞大的商品生产规模。
在乾符五年的大半年时间，由于黄巢先是烧毁了广州，然后又毁灭了江陵，最后占据江西、攻进江淮，河北四镇叛乱这些变故。
对于登州的商贸发展予以了重创，特别使得镇**国内商品的贸易受到巨大打击。南北运河、淮河、长江、黄河这几条输送着登州商品的水上运输线，都受到巨大威胁。
在乾符五年的第三季度，登州各个工坊都受到重大冲击。甚至许多货物无法发出。造成产品积压。无法回收货款，资金链条面临着中断的危险。
不过在这危险的关健时候，李璟攻灭高句丽，没有立即率兵调头返回关内参战，反而开始了一轮巨大的东北大开发。
东北大开发计划一开始，大量的东北高句丽人被迁回中原，这些人安置到内地，使得建筑、房产等行业首先回暖。然后带动了建筑材料市场解冻。随后，各种生活用品有关的纱厂、染布坊、衣袜店、衣帽店，还有家具店、家具店等作坊和商铺也好了起来。
然后是钱庄、养殖场等一样跟着受益。
上百万人的大迁移安置，李璟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政府财政，大量的工坊商铺们接到政府订单。
随后那些在辽东变卖了家产的高句丽胡人开始重建家园，一切从新开始，每个人都需要房屋以及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等等。
最后，这些人的到来，又便利各工坊矿场等，拥有了大量的新劳力。
而这还只是冰水一角。真正让登州工商界重新繁荣起来的，还是东北大开发。无数新移民前往东北、修路、铺桥、筑城、修建军城要塞堡垒等。还有大量的新的村庄城镇的兴起修建，光是这些基础建设，就完全使得更多的工坊商铺矿山获得了大量政府订单。
按李璟的话来说，既然因为大唐内乱起，商品出售受到影响，那么就干脆开发东北，以此进行大量的基础建设，扩大内需。与此同时，李璟也与李让等人尽量的把登州的商贸做远洋贸易，通过海上丝绸之乱，把更多的货物销信、南亚、东非、阿拉伯世界、地中海、红海等更遥远的西方世界。
利用这些贸易的利润，回过头来又支持东北的建设，加速东北辽河平原的垦荒囤田，扩大粮食生产。
只要镇**内部稳定，没有战乱，没有灾难饥荒。人人有工作，粮食足够让治内百姓温饱，那李璟的治下只会越来越富强。
于是，整个东北道下六镇二十一州一百县境内，大至一镇，小到州县，数以百计的工程开工进行。
好在这些工程虽然众多，但李璟也早有过计划，因此并不是乱糟糟的各自为政，胡乱上马。为此，李璟特意设立了一个审计司。这个审计司就如同晚唐北宋之时的三司一样，也是仿后世的发改委一般，权力巨大，不但主管财政，而且涉及到财政的事情无所不管。从军到民甚至是地方州县财政也同样能管，虽然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但一样让人惊叹。
李让担任着审计司的司长，全面负责这一切。
整个移民、安置与东北开发，全都由审计司主管，各州县修路、筑城、水利、军事等工程，从立项到审核到拔款到监察，都由他们主管。
审计司委员会调入了多达上百名官员，专门统筹这一工作，防止了事务的混乱，保证了整个庞大的移民安置和东北开发计划的顺利进行。
因为有了这个审计司，地方州县与唐朝其它的州县相比，特别是属州的权力，大大降低。不但失去了藩镇内的大部兵权、以及司法权、如今又失去了财权。
登州的审计司衙门，每天都有十六州一百县的办事吏员们守在这里，上报审批项目，争取资金。
元帅府有钱，但是一面要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一面还要支撑这巨大的移民安置以及东北开发计划，自然不可能所有州县一视同仁。如此一来，要争资金，就使得审计司衙门每天都是战场一般。
为此，李璟与李让商议几次之后，最后将原来的钱庄更改为东方银行，并第一次发行了东北地方债券。
债券这种东西，李璟和李让仔细的解说了一遍之后，长于经营的李让立即眼睛都红了。最后还是李璟保守起见，第一期东北债券发了额度为三千万贯，为五年期记名债券，年利率为百分之五。三千万债券五年之后，李璟要支付的利息是七百五十万贯。
虽然这笔利息不轻。但李璟认为还是可行的。毕竟。国债是后世通行的一种财政方式。
定下三千万贯这笔数字。李璟也是考虑了许久。唐朝富裕时，朝廷一年的两税收入也就三千万贯，当然还有几千万石的粟没算进去。
唐朝其实也是这种借债，不过不是发行债券，而是朝廷没有钱的时候，直接向富室强行借钱，唐朝中央几次强行向长安地区富户借钱，都是借财产的十分之一。有些类似于一种财产税。但朝廷的这种举措，却是不得人心，往往惹得天怒人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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