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文森安排我在他河内的一处别墅休养了三天，直至我的伤不再需要他的私人医生来护理。在走私沉香一事已然查清，林嘉豪的公司得到澄清后，我打算尽快回西贡去。
阮文森安排了一辆车送我，只是他的司机没有送我去火车站，而是把我带到一处小巷，然后开车送我的人把我交给一个叫黄安的人。
初见黄安时，他戴着一顶卡其色棒球帽，穿着一件泛着浅黄的白衬衣，一条裤腰不是很合身的西裤，一双皮鞋也像是从来没有擦过鞋油。
黄安对我很客气，只要我开口说话他便会迎上一副笑脸，想来他是这样笑了许多年，已然成了习惯。
我被安排在他住的地方，然后他一个人出去替我买火车票，却没有带上我的护照。
下午，我坐在那个只有十平米的小房间里，坐在一张正对着一面半截梳妆镜的沙发上，等了将近三个小时。
黄安回来的时候满头大汗，拿着一块泛黄的手绢擦着脸上的汗水，把火车票交到我的手上。看得出，他是往火车站跑了一个来回。
我翻开支票本一样的车票，看见角落里的名字，不是我的。
他看出我的疑虑，却也没有解释，只告诉我，这没有关系。
我们在那个屋子里一直待到天黑，期间全凭他的故事打发时间。他告诉我，他其实也算是华裔，他的祖父曾经是滇军里的一个小军官，后来又成了雇佣军，他的父亲就是在那支雇佣军的营地里出生的。
他还告诉我，他从小就是吃别人家的饭长大的。他母亲很早就离开了，他的父亲只有给人家送寄养费的时候才会和他见上一面。后来，他娶了两个老婆，大概有三个孩子，只是如今却没有一个人在他身边，因为他谁也养不起。以前他住在谅山，靠在边贸口岸给人当翻译混饭吃，但后来会说中文的越南人越来越多，他赚钱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再往后，他进了阮文森的公司，靠着做些杂事度日。
晚上七点，黄安去外面叫了辆观光的三轮车。我们坐在车上，车夫随着他的指引去到一条热闹却也十分脏乱的小街，看上去就像许多年前香港中环的大排档。
黄安找了一家简陋的小餐馆，我们在一张很矮的小桌边坐下来，椅子也是那种小靠椅，夹菜时甚至需要不断的弯腰，这令我的伤口一阵一阵的疼痛。
我没有什么胃口，黄安却吃得很开心，那张笑脸也全然不似初见他时我看见的笑脸。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他端起一盘肉豆腐问我还要不要。我摇了摇头，他于是便把它都倒进了自己的碗里。过了一会儿他又端起一盘酸肉粽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依然笑着摇了摇头，他于是又做了同样的事情，直到桌上的盘子一只接一只的干干净净。
晚上九点，我坐上开往西贡的列车，我的票在座位的车厢，不是我以为的软卧。我不确信现在的状态能否坚持一天两夜。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我一点点地倾斜座位的靠背，直到我感觉腹部的伤口没有挤压感。
列车就要开动的时候，一个女人从车厢的尽头迎面走来，黑色的垂肩卷发，浅灰色条纹衬衣，修身的黑色西裤，左手一只Prd的拎包将Lg的一面藏在里侧。
她在我身边靠着过道的座位上坐下来，从她的身上飘散的香气里有大马士革玫瑰的味道。
火车开动的时候，她侧过脸来，看了一眼窗外，又看着我面露一笑，算是陌生人之间的招呼。
我沉默的回以一个微笑。
她于是用英文问我，“去哪里。”
我用越南语告诉她，“胡志明市。”
她笑了笑，朝我稍微的侧了侧身，用中文小声的对我说，“我也去西贡。”
她告诉我说，她是一个翻译。但我想，很少会有翻译从河内去西贡随身仅有一只Prd的拎包。更何况，我并没有告诉她我是中国人。
一个小时后，列车员来检票，走近时，坐在我身边的女人替我把我的车票和她的一并递给列车员，随后寒暄了几句，于是列车员没有检查我的护照，只从车票中撕下一张作了备录便走了。
她把车票还给我时，我注意到她的眼神仿佛是不经意的瞥了一眼我伤口的地方。
之后的一天两夜，除了她替我递过几次餐盒和水，我们几乎没有再说过其他的话。
第三天清早，六点，车到西贡，雨水冲刷在车窗上，模糊了窗外的站台。
车停下时，坐在身边的女人意味深长的对我说了一句“下次再见”之后，她便随着那一缕大马士革玫瑰的香气消隐在人流中。
尽管她的话令我觉着她不像是一个寻常的陌生人，但我此刻无心去猜测，疲惫与伤口的疼痛甚至令我无法去想其他的事情。
雨依然倾泻而下，我离开车站在雨中找车，被浸湿的伤口开始刺痛。我回到候车大厅，给Trist挂了一通电话，然后在火车站的洗澡间里洗了个澡，重新换了一块纱布，换了一身衣服。
半个小时后，我见到了Trist，她望着我略显苍白的脸色，沉默地递了一件雨衣给我。回去的路上，她把车开得很慢，遇着凹凸的路面她甚至会小心的避开。
回到那条熟悉的小街的时候，这个城市已然在地平线上的晨光中渐渐的醒了，雨水洗净的空气中开始弥漫机车尾气的味道。
我回到了楼上的房间，侧躺在床上。而Trist就坐在我常坐的那张椅子上默默地望着我，像是在等我说些什么。
我疲惫的一笑，“这几天快要累死了。”
她依然没有说话，只是坐来我的床边，侧身看着我左侧的小腹，修身的衬衣显然遮不住里面纱布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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