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日的正午，郁静枫打来电话，提及我还剩不到两个月就到期的签证。她清楚我和公司的合同已然到期，而公司已无意续签，于是告诉我说，如果我真的想继续留在西贡，到时候她可以帮我去办一年多次往返的签证。
快要挂电话的时候，她又有些犹豫的告诉我，她安排了行程两天后去河内，如果事情顺利，她想在办完那边的事之后来西贡见一面。
我问她去河内办什么事，她敷衍着说只是平常的出差。但我清楚，如果不是棘手的事，她不至于要亲自去河内。
在挂了电话之后，我便给河内的黎青莞挂了一通电话。我从她那里得知，两周前公司对越南这边做了人事变动，几乎是一次“大换血”，新来的人自作主张绕开阮文森找了一条更低成本的出货渠道。结果几天前，从河靖省运出的一批矿在边境被扣下了。而这批矿本就是急需，如果不能按时到货，不仅往下许多环节都会拖延，还会影响到公司的信誉。
于这件事我始终觉着有些奇怪，既然公司已然准备要撤出越南，照常理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做出这么大的人事变动，新来的主管也更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变更出货渠道。
我在这个下午买了去河内的火车票。傍晚，临出门时，正遇着Trist回来，见我提着行李，问我：“去哪里？”
我告诉她，“我要去一趟河内，有些公事要办。”
她于是又问：“坐火车去？S2？”
我点了点头。
她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时间还早，吃过晚餐再走吧，我可以骑车送你。”
“好。”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是我第一次离开西贡她说要送我。
晚上八点三十分，Trist送我到火车站大厅的侧门。在我从车座上下来时，她问我：“这次要去多久？”
我告诉她我也不知道，具体的事还不清楚。
她显得有些担心，“别像上次一样。”
“这次不会的。”
“那就好。”她温婉的一笑。
“Trist，”我在她就要离开时叫住她，“如果可以，那晚我说的那些话，就当我没说过。”
“什么话？我想我已经不记得了。”她朝我一笑，绕开这话题，“回来的时候如果叫不到车，打电话给我，我来接你。”
我点了点头。
她默然一笑，笑脸像夏日的黄昏待放的夕颜。
晚上九点，火车离开西贡，以六十五公里的时速向着北方缓缓前进。我戴上耳塞，看着窗外看不见的夜色，重复的听着一首年少时听过的Betles的“Yesterdy”，觊觎回忆填满这漫长的一夜。
翌日的中午，火车途经洪水肆虐的中部。一个又一个的村庄浸没在红色的流水中，一座又一座的屋顶上升起袅袅的炊烟。屋顶的少年偶尔跳入水中嬉戏，又爬上屋顶去，揭开锅盖，从锅里捞出一勺东西吃进嘴里，满脸的欢喜。
我远远地望着那些年少无忧的笑脸，那样的快乐也许我也曾有过，只是岁月让我学会了忧愁，忘却了欢愉。
第三天的凌晨六点，火车抵达河内。我随着人流走出车站，在附近的路边寻了一家刚刚开门营业的小餐馆，吃了一碗鸡肉河粉，然后叫了辆计程车，去还剑湖边那个我熟悉的小酒店。
酒店前台的服务生似乎依然记得我，在我把护照交给她办理住房手续的时候，她用很标准的汉语告诉我说，顶楼的房间正好空着。那是我在这里已然住惯的房间，在这家小酒店的格局中顶层唯一的一间客房，安静的不受打扰，若是逢着晴天，更是明亮得装不进忧郁的情绪。
我拿了房卡，穿过楼下的走廊，沿着紧贴墙壁螺旋而上的楼梯经过一个又一个房间的门前，走进顶层的客房。我坐在窗前的小茶桌边，拿出手机给郁静枫挂了一通电话，告诉她我已到河内，在问了她这天下午抵达河内的时间之后，又跟她了解了一些有关这件事前后的细节。
此后，我拨了阮文森的电话。电话接通的时候，阮文森只冷冷的一句，“我已经说过了，让你们老板郁虹渟亲自来跟我谈。”然后他便不再说话，只是也没有挂断，手机像是被放在了桌上。
我拿着手机放在耳边，就这样等着，数着墙上的挂钟里转动的秒针。
二十分钟后，阮文森又拿起手机，只是不等我说话他便在电话里发了一通脾气。
我安静的等待着他宣泄之后的平静，在他不再说话时，我才在电话里不紧不慢的对他说：“这件事下边的人的确是蠢得离谱，但毕竟这从来都不是老板的意思，否则也不会为此来和你商量。尽管解决问题的渠道多的是，但我老板还是相信做生意和气生财的好。”
“你说这些没有用，现在那批货滞留，损失的是你们。”阮文森依然态度强硬地说，“如果你老板真想解决这件事，就该亲自来和我谈。”
“可这件事未必就对你没有损失，”我说，“而且说不定这样下去，你的损失会更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件事如果就这样僵在这里没有进展，其实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我说，“如果这件事真到了无法调解的地步，你想往后我们还有合作的可能吗？毕竟不管做什么，生意场上为的终归就是一个钱字，谁也没必要和钱过不去。”
阮文森接过我的话来傲慢地说：“在越南多的是你们这样的公司求着跟我合作。”
“没错，但我想你在越南也不是只有朋友吧，如果为了这件事两家闹到不欢而散，万一阮先生的对手利用这事传出什么流言，到时候，还会有谁能放心的跟你合作？”我说，“何况这件事如果阮先生你真的寸步不让，万一被逼到要走法律程序那一步，恐怕对你更不利。”
“你在威胁我？”
“当然不是，我是一个记得教训的人。”我指了指腹部伤疤的地方，“我只是站在阮先生的利益角度分析事实。”
阮文森沉默了片刻，又不屑地说：“你们中国人太狡猾了，这件事如果我轻易放过，你们还会有下一次。以你的身份做不了这个主。”
“有件事你也许不知道，”我说，“郁虹渟的独生女儿郁静枫是我的女人。如果你不相信我这话，她今天下午就到河内。你今晚不妨赏光，大家一起吃个饭，就当是接受我们一片诚意。”
阮文森细想了片刻，没有拒绝，于是电话里我们约定了这晚见面的地方。
下午，郁静枫到河内，我把上午和阮文森的谈话对她细说了一遍，又商议了晚上在阮文森面前要说的话。
这晚的饭桌上依然没有谈出一个结果，阮文森只说他已把这件事交给他的妹妹阮碧清，让我第二天去海防和她详谈。尽管如此，这在我看来已然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离开餐厅，阮文森安排车送我们去郁静枫住的酒店，只是车到半途，郁静枫说想出去走走，于是我陪她下了车。
我们在人流穿梭的街道一左一右静静地走着，谁也没有说话，一直这样去到酒店的房间。我准备回我住的酒店的时候，她才问了我一句，“明天几点去海防？”
我对她说：“明天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阮文森这样安排不过是要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这件事不会再节外生枝，明天见了阮碧清之后，我就直接去边境。”
“那我呢？”她问。
“明天你先回去吧，确认一下那批货过关之后的安排。”我说。
“这些事有人会做，我只想在河内等你。”她说。
我玩笑说：“不相信我？”
“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她垂目搓弄着指甲，犹豫地问我，“你今天对阮文森说，我和你……”
我明白她的意思，“只是权宜之计。”
她于是不再多问，只浅浅一笑，转而问我：“你住在哪里？”
“离这里不远，就在还剑湖边上。”我说着拉开了房门，“那我先走了，你也早点休息。”
“汐染，”她在我就要走出门去的时候叫住我，“谢谢你。”
“没什么。”我回头一笑，“朋友之间应该的。”
她没再说话，只微笑，笑里多了一丝我不曾见过的沧桑。
翌日的上午，我原本打算从金马车站去海防，但在离开酒店前，阮碧清打了一通电话过来，说已然安排了车来接我。
车到海防市区的时候下起了雨，司机把车停在路边，拿出手机拨了一通电话。然后回过头来告诉我说，阮碧清让我等她的电话，又问我接下来有什么安排。也许是怕我听不懂，他的话始终说得很慢，一面说一面比划。我于是一笑，给了他一张酒店的名片。
那家酒店在离海防的中心广场不远一条冷清的小街上，老板是几个东北人，为人敦厚也很直爽，给饭店直接起了个名字就叫“中国饭店”。我记得以前第一次来海防就是住在那里，在那之后，每次来海防也都习惯住在那里。
我在房间里一直等到黄昏，桌上的手机始终没有电话打来，焦急、无奈，却也只能站在窗边看着天空静静地等待。
外边的雨已然停了，灰白的云层像早春时湖面的冰，裂开一道道的缝隙，在灼热的阳光下随风消失在天际。
我想这天是来不及赶去边境了，于是准备出去随便吃点东西。刚要出门的时候，电话响了，阮碧清在电话里告诉我，她在我住的酒店门外。
我没有挂断电话，匆匆地离开酒店，大堂的门外，一辆黑色雷克萨斯停在路边。
我坐进车里的后座，收起手机。车里空气弥漫的味道并不陌生，香水的基调里逸着一丝大马士革玫瑰的香气。
阮碧清坐在驾驶座上侧过身来看着我，说着标准的汉语半开玩笑的一句，“你是想让我做你的司机？”
“不好意思。”我于是下车，换去前面的副驾驶座。
她问我：“等很久了？”
“还好。”我不想再浪费更多的时间，于是直接问她，“什么时候那些货可以出关？”
她看了我一眼，“听我哥哥说，你们老板并不把那些货放在眼里，迟一两天应该没什么关系？”
“可我不是老板，交代的事总要尽快去办，拖久了，难免叫老板觉得我办事不力。”
“那有什么关系。”她一笑，“如果你愿意，可以来替我做事，你的老板给你多少钱，我给你两倍。”
“你又何必取笑我呢，像我这样的人，你手下恐怕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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