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内光政不是不同意与中国开战，反而他很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与这个时代所有的日本人一样，米内光政也坚定地认为，对外扩张是日本唯一的出路。但是他却不支持与中国进行全民族的战争，米内光政认为对付中国这样庞大的弱国，逐步蚕食才是最正确的战术，进行全民族长时间的消耗作战是最愚蠢的做法。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时任海军大臣的米内却主张不扩大事态，并且在特别国会回答议员质问时自作主张地说：“陆军作战范围不会超过永定河和保定一线”，把坐在边上的陆军大臣杉山元气得满脸发白。
然而作为日本曾经的内阁总理大臣，米内光政毕竟同一般的日本军官不同，他的目光看的更远。他深知日本现在面临的困境，表面上风光的大日本帝国和大日本海军其实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强大，首先日本并不是很发达的经济就严重限制了这场战争的规模，如果勉强将战争规模扩大到经济所能适应的最大限度，日本也许还能支撑一段时间。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场战争的规模早已经远远超出了日本国民经济所能承受的极限，再打下去的话非但得不到丝毫利益，反而还会因此而拖垮日本的经济。
也难怪米内光政会如此坚决地要结束这场战争，此时日本经济恶化的速度和程度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估计，由于战争久拖未决。战争规模反而不断地扩大，所以导致日本的财政濒于崩溃。占预算支出70％~80％的直接军费直线上升，使国家支出与年俱增。
1936年到1940年4年度间，日本预算支出累计达488亿日元，较前5年的累计额107.55亿日元增长近4倍，这引起税收大幅度增长，税收总额由1936／1937年度的20亿日元，上升到1939／1940年度的58亿日元；按户数平均计，每户税收负担更增加了2倍以上。
如此高额的赋税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1937年后日本国内劳动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全国商品周转额又急剧减少。继续扩大税收额已面临不可克服的困难。为了弥补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政府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求助于公债和纸币的发行。
1931年日本的国债为60亿日元，先是增加到1937年的105亿日元，继又增加到1940年的286亿日元。1939年初。公债发行额更是已接近当时闲置中的全国活动资金的总额；其后的公债的强制推销。实际上已是在搜刮和集中民用企业的活动资金。这当然就引起再生产过程的破坏，而再生产的扩大却正是进一步增加公债发行额的基础。与此相适应，公债的强制推销也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
七七事变后入不敷出的情况更趋严重。借助印钞机弥补赤字便成了常规。在此期间，日本的货币发行额也大幅度增加了，通货发行额由1937年底的23.10亿日元，陡增至1940年的59亿日元，远远超过流通过程中商品的价值总额，导致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影响及于当时资本与商品的正常流转，曾遭到以民政党为代表的工商业者的反对，成为统治集团内讧一度尖锐化的原因之一。纸币的急剧贬值，是对广大人民的**裸的掠夺，并引起包括军需品在内的商品价格的暴涨，从而又不断地扩大了政府的财政赤字。
在米内光政看来，日本现在已经陷入了全面的恶性循环之中，为了这场并不应该打这么长时间的战争，日本政府多年积累的黄金外汇储备全部见底，支出军费高达至少400多亿日元，可以建造整整400艘大和级军舰。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已经将可以预见的可观的收益全部变成了消耗的枪支弹药，再这样下去日本必将被这场战争拖垮。
米内光政的话引起了一大部分参加御前会议军政官员的共鸣，尽管陆军方面依然不同意停战，但是绝大多数的政客们却意识到了危机，日本确实不应该再在这场战争中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了。
相比于军人，政客们更明白战争的内在含义，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不是为了打着好玩儿，而是为了利益。秉着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如果你在这场战争中投入的太多，那么你得到的利益也就越少，所以很多政客开始出言支持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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