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帝重用宦官，不光因为这些人帮助自己夺回了权力，更重要的是宦官没有家族支持，一切荣华富贵都来自于皇帝，是天然的保皇党。
相比之下，喜欢勾结朋党的士人就没有宦官那么可靠了。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集团公司，那么皇帝就是总裁，宦官就是打工者，士族就是投资家。
当初光武帝刘秀起家时依靠的就是南阳豪族，夺取天下后，刘秀给了他们一部分特权，让他们衣食无忧。
经济上没有了后顾之忧，便可以让自己家的孩子读书。那时候要培养一个读书人，代价是非常大的。
首先你要有书可读，光是这一点就筛掉了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要知道，汉代的经典大多用竹简和布帛记录，一片竹简只能写二十多个字，抄个《易经》就要数百片竹简，所以“学富五车”在那个时代可能只是读了几万字的书。
用竹简抄一本书就能让小地主倾家荡产，更不要说布帛了。而且书籍也不是凭空而来，想要求学还得不远万里访求名师，这又是个巨大的经济负担。
如何解决读书的问题？
很简单，拼爹。
你爹是个读书人，以上困难就不存在了。
官位不能世袭，但是书籍可以。知识成为了一种资本，所谓黄金满赢，不如遗子一经。书香门第很容易变成簪缨世家，这就是社会的真实写照。
秦始皇废除采邑制，终结了封建时代；汉武帝确立察举制，丰富了国家选拔人才的途径。而士族垄断知识，造成了阶级固化，这不光对国家有害，同时也会让士族的素质不断退化。从西汉到东汉，再到后来的魏、晋，士人这个群体是一代不如一代。
除了知识以外，士族还垄断了举荐人才的权利。
汉代察举的权利在地方长官手上，和普通百姓没什么关系。心怀国家的人会采访民情，为朝廷选拔人才。然而，更多的官员选择了徇私舞弊，用这个权利经营自己的关系网。
一个人做了两千石的太守，他就有察举人才的权利，被察举者因此走上仕途，必然对他感恩戴德，这就是所谓的门生故吏。
东汉后期，地方上的察举权都被少数名门望族把持着，只要生在这些家里，就能做官，于是就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现象。察举制成了变相的世袭制，所以东汉士人不如西汉士人，魏晋士人就更不用说了。
汉武帝确立察举制的本意是打破垄断，为国家选拔更多的人才。可时间一长就演化出了各种潜规则，官僚的私利与国家的公利相相悖，于是他们就做出了损公肥私的选择，而皇帝没有能力约束这种行为，帝国的大厦就会不断倾斜，直到它彻底垮塌，大家一起玩完。
诸葛亮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他认为汉朝衰败是因为桓帝、灵帝有问题，可他口中的贤臣又怎么样呢？
就说桓帝、灵帝这两朝吧。
当初汉冲帝驾崩时，太尉李固想拥立德高望重的清河王刘蒜为帝，于是对大将军梁冀说：“现在我们要立新皇帝，应该选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希望大将军认真考虑一下，学习周勃立文帝、霍光立宣帝的做法，而不是像邓太后、阎太后那样利用年幼弱小的君主谋取私利。”
而到桓帝驾崩的时候，大将军窦武拥立年仅十二的刘宏，也就是诸葛亮叹息痛恨的灵帝。当时窦武与太尉陈蕃、侍中刘淑合成“三君”，他应该算是诸葛亮口中的“贤臣”了。
然而，这位“贤臣”明显是想做第二个梁冀，如果灵帝把他当成朝廷的栋梁，刘氏江山能不能传到下一代都要打个问号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皇帝想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只能依靠宦官，因为这些人的荣辱兴亡都取决于他。
所以东汉的皇帝并不是因为昏庸而“亲小人”。相反，他们很聪明，知道谁是自己人，谁是潜伏在周围的饿狼。
灵帝即位后，窦武握着天子这张王牌，他觉得自己行了，便与士人集团结盟，打算干掉碍眼的宦官。
然而，这位大将军并没有意识到女儿的立场变了。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