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
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
《论贵粟疏》中，晁大夫所述与明朝末年的世情何其相似，跨越时光千百年，虽说各朝各代大多实行重农抑商之策，“士农工商”之说牢不可破，然而每当王朝末年，总免不了髀肉复生之景。
士者碌碌，领俸而流于表，商者耳目精通，囤货居奇，操持物价，所获之利皆巨。
此二者之家，男女都不用耕耘、蚕织，吃的必然是精美的饭食，穿的也少不了华美服饰，不用受农家之苦却对农家产物唾手可得，又因为财力雄厚，可四处结交，攀附权贵，力压府县之吏，再以利益勾结。
这便是晁大夫所说的“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上面这一套放到明末来看也是如此相像，只不过历史在发展到明末后，已然士商合流。历史就是一个循环圈，哪怕千百年前就有告诫在前，还有朱重八造反，这活生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实例在后，估计依旧止不住人心疯长的欲望。
以新港南北各地移民为例，他们也大多是破家之人，或逼迫，或自愿才来到此地，但知人知面不知心，其中若是有人骤然上位，手握权势或财富，依旧不能避免有人会化身恶龙，吃肉喝血，这难道是人类刻在基因中的吗？
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说人性本恶，而关于善恶的问题，在儒学体系中，孔子并未明确说明，但人性本善也好，人性本恶也罢，只有生存才是最真实的。
生存是一种幸运，过去的地球上如此，现在也从未改变，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人类有了一种错觉，生存成了唾手可得的东西。
从远古人类时代起，最早的人类祖先们为了生存搏杀了不知道多少万年后，走上了食物链的顶峰，从此地球上的一切都任其予取予夺，丛林法则也渐渐被包装改变，人类内部开始讲文明讲规则，表面上变得不那么残酷血腥。
但人类争夺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最早是为了生存，生啖血肉，像野兽一样撕咬搏杀，后来是为了利益，为了人类永无止境的欲望，而在文明规则的表面下，内里的血腥味和几万年前没有任何差异。
在17世纪的士绅们眼中，土地就是最大的利益，是一切利益的根本，哪怕郑氏纵横东南海域，每年能从海上获取巨万之利，郑芝龙也依旧被土地牢牢吸引在岸上，这足以说明原因。
古代，土地主要用来种植粮食，战国中晚期时，一亩地产量约216斤粮食左右，到秦汉时期达到264斤，东晋南北朝时期亩产量不增反减，约为257斤，直到唐朝，农业迎来了大发展时期。
随着李唐夺取天下，政治逐渐趋于稳定，冶铁业再度发展下，铁农具得到更有力的发展了推广，加上神器曲辕犁的出现，牛耕效率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语，水利方面改进了发明于隋朝的筒车，这一切都使得唐朝的平均亩产量增加为大约每亩334斤。
宋、元、明时期，农业方面从亩产量数据上看，改变不多，明朝平均亩产量为大约为346斤，其中明代江南地区水稻的亩产量大约为368斤。
明清时期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仍沿袭宋元以来的格局。
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写道:“江南泥土，江北沙土。南土湿，北土燥。南宜稻，北宜黍、粟、麦、菽，天造地设，开辟已然，不可强也。”
北方由于气候环境的变化，水资源日益减少，水稻种植面积明显缩小，而小麦的种植规模因灌溉技术的提高，在北方粮食作物中逐渐占主要地位。但明末时期粮食作物最明显的变化，则是以玉米、甘薯为代表引进的农作物，全面改变了原来的农作物种植结构与组合形式。
玉米在明朝中叶辗转传入我国，但传入我国的过程很复杂，一般认为有三条传播路径。其中一条由阿拉伯商人经西亚至中亚，然后进入我国西北，再传入内地;另一条则由欧洲经西亚、中亚、印度、缅甸后传至我国西南，第三条则是南洋商人经菲律宾传至我国东南沿海。
由于玉米的传播路径很复杂，在传播的过程中各地都形成了自己的名称，如玉蜀黍、玉高粱、西番麦、玉米、玉蜀秫、戎菽、御米、包谷、陆谷、西天麦、玉麦、印度粟、珍珠米、苞米、棒子等，这些不同的名称既反映了玉米的形状特征，也表达了它的使用价值。
不负众望，到清朝时，完全本土化的玉米终于成为了我国重要的主食之一！
甘薯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与玉米同等的地位，特别在南方山区意义尤其重大。甘薯传入我国时间与玉米相近，约在明朝中期。
甘薯传入之前，本土就存在野生山薯，与外来的甘薯比较，“番薯为甘，山薯为劣”，土生甘薯品质上的不足，为外来品种的传入创造了条件。
明人何乔远在《闽书》中记道:“番薯，万历中闽人得之于外国，瘠土砂砾之地，皆可以种。”
何乔远文中所记即指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引进甘薯之事，当时为万历二十一年。但陈振龙并不是最早将甘薯引进中国之人，实际上在此之前，甘薯已经传入广东。
《东莞风岗陈氏族谱》记载东莞人陈益将甘薯引进中国的过程。陈益引进甘薯应在万历十年，在时间上早于陈振龙十余年。
总的来看广东与福建都应是甘薯在我国的最早登陆地，并以此为根基逐渐由东南沿海一线向内地传播，除东南沿海一路外，甘薯传播路径还由緬甸、云南一线形成西南陆路，通过这条路径传入甘薯也应该在万历年间。
后世甘薯与玉米并行，逐渐取代传统粮食作物的原因，仍是甘薯对环境的适应性较强，“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冈皆可以长”，“地之不宜耕稼者唯种甘薯”，田间管理也比较简单，按时播种、收获”，就能“供一岁之需”。老幼皆可以食，饥焉得充，多焉而不伤，茎叶还能充作鸡犬之食。
由于这样的原因甘薯开始在全国各地传播，但由于古代的地理交通条件，又没有朝廷的重视和大规模推广以及后续培养合适的种子，加上关外鞑子打秋风，天灾人祸小冰期，以及日益紧张的土地兼并下，老朱家终于是将一手好牌打的稀烂。
明朝万历时期，天降猛男张居正，看清了此时正在走下坡路的明王朝，在他在担任首辅后便欲革除弊政，瞄上了由桂萼在嘉靖十年（1530）提出的“一条鞭法”。
张居正在万历六年（1578）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清查溢额脱漏，并限三年完成。结果国家掌握的纳税田亩数达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征税田额增三百万顷。在这个基础上，最终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采用一条鞭法，作为全国通行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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