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每一个老板看我的眼神，这种沉讷的表露和稚嫩的外在有一种难以忽视的反差。
他们总是会问同一个问题：“怎么不上学了？”
他们也得不到答案。
我只会在他们看我身份证的时候才开口，开口就是直奔主题的解释：“实际年龄比身份证上要大两岁，刚出生没来得及上户口。”
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不相信，而即便相信也很难理解这样一个人难道是因为调皮捣蛋而被学校退学的小混混？
我便一直寻找，终于找到愿意收留我的老板娘。
老板娘能说会道，店里总是她在操劳，而传说中的老板，却很难会见上一面。
我便开始了我的工作。
这委实不是很难的工作，也没有太多烦心事，除了工资微薄——当然，我们已经过了疲于温饱的年代，在经济刚刚腾飞的当年，这点钱虽然无法让人纸醉金迷，但活下去绰绰有余。
见过出手阔绰的，也见过相当拮据的，只是我的工作无需与他们过多接触，所以他们在我眼里没有任何不同。
有一些后来跟我成了朋友，当时我特别像鲁迅笔下酒馆里帮着记账的小帮工，只是没有遇见孔乙己。
我算账从不出错，我连计算器也不需要，我不由得又想起四年级那个下午，我在店外的门前做作业，有个开数学补习班的中年男人领着两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小孩子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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