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农村的学前教育并不完善，没有什么早教班、学前班，孩子到了差不多的年纪就直接去幼儿园，至于这个所谓的“差不多年纪”，也没有一个确凿的标准，大致上来说，幼儿园分小班、中班、大班，到了七岁就去上小学一年级。所以，大致估算一下，四岁上小班、五岁上中班、六岁上大班，这样就刚刚好了。有意思的是，虽说这幼儿园没有严格的入学年龄标准，但想要随时把孩子送进去还是有一定条件的：每年六月前出生的孩子，就叫“大月生”，六月后出生的，就叫“小月生”，以上幼儿园小班为例，四岁的“大月生”才满足入学条件，而“小月生”想要入学也不是不可以，需要缴纳一千块的补偿金。没人知道这是谁定的规矩，也没人知道这笔钱最后进了谁的口袋里。
1998年9月1日，张清河作为4岁的“小月生”进了龚家幼儿园小班。事实上，关于年龄的问题，张清河也不清楚到底是按照什么方式来计算的，只是隐约记得，2012年他考上大学，刚好十八岁，以此往前推，这才有了个大致的年龄说法。当地一贯是说“虚岁”的，也就是说，生下来就一岁了，而一些正式文件中却又讲“实岁”，如此一来，渐渐地张清河也不清楚自己到底多大岁数了。说来惭愧，这些久远的东西，具体精确的时间也不是那么重要，毕竟我们不是在考古。话说张清河这个“小月生”多花了一千块进了幼儿园之后，日子过得并不幸福，甚至没有太多小孩子本应有的无忧无虑。不知道他的父母为什么心甘情愿多交这么一笔冤枉钱让孩子提前去受罪，或许是因为当年“抓周”的时候，张清河抓了支毛笔，又或许是父母当了大半辈子农民，突然意识到“知识改变命运”吧。
龚家幼儿园距离张清河家不到两公里，好像是村委大队办的学校，面积不大，学生也不多，大致也就是周围几个村子里的孩子聚在一起。左边是一排平房，包括食堂、幼儿园教室、午睡寝室；右边是一栋三层楼房，一层两个年级。这么一想，原来没有单独的龚家幼儿园啊，这压根就是龚家小学加龚家幼儿园。不过，张清河对于龚家小学并没有太多印象，因为在他二年级的时候，龚家小学被拆掉了，好像被某个老板承包下来开厂去了。自此，龚家幼儿园和龚家小学不复存在，张清河对于这些的记忆也变得模糊起来，只好挑选几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来写。
然而，在讲这些事情之前，我们可以看看张清河的一篇日记，这算是最真实直接的证据了。
龚家幼儿园在我家（拆迁之前的家）附近，走路过去不到五分钟。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姓路，老公是个杀猪的。我觉得他们的身份应该互换一下，因为上辈子杀猪，这辈子教书。
在我的印象中，路老师是比较严厉的，很少看到她笑，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当时太调皮，她看到我就笑不出来了。保育员是个老阿姨，除了照顾我们的吃喝拉撒之外，兼管食堂，这让我一度怀疑，她是不是把我们当成厨房里的菜了。
她们的全名我都记不清了，也没有打算去考察，暂且把我脑海中仅有的印象全都记载下来。我大学时候的专业是学前教育，我想我应该非常了解0-6岁对一个孩子的影响。然而，这么重要的一个阶段，我总觉得我啥也没学会。当然，可能只是我不记得罢了。
路老师是个中年妇女，天然的肤色，因为那时候的老师并不化妆，以至于到现在我都觉得纯天然的女性最美。路老师的脸上有斑，不多也不深，那应该是干农活晒太阳晒出来的吧，当时的农村，大家都是要去地里干活的。总的来说，类似国字的脸，暗黄偏黝黑的脸，短发大眼（每次听到“眼睛瞪得像铜铃”我就会想到这个画面），一对特别大的金耳环（我很担心这对耳环会不会把耳垂拉断），匀称且有些健美的身材（我应该是被揍过，所以有些印象）。
保育员阿姨，其实当时我们叫她奶奶，姓什么我也不记得了。除了食堂的紫菜蛋汤，其他的事情想不起来。之所以对那紫菜蛋汤印象深刻，是因为这汤其实是一碗开水上飘着两片舌头大的紫菜和蛋花。所有的小朋友都在拼命抢那两片紫菜和蛋花，至此我便深信人性本恶。
老家装修之前，我曾经找到过幼儿园的家校练习册，里面记了在幼儿园的表现和老师的一些评语。在我当老师之后，才知道那些评语其实都大同小异，甚至每个学生都差不多。如果表现好的话，我们能够得到小红花，我家老房子的客厅里贴满了这些小红花。所以，要么就是每个小孩都能得到小红花，要么就是我幼儿园的表现确实不错，然而两者都并不太可信。因为我记得总有几个小朋友是发不到小红花的，而我又的确是个调皮的兔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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