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历十二年从过了年开始，杭州、湖州、嘉兴、苏州、川中、漳州等二十多个州县陆续报民变，光报闪烁不停、官道驿马往来，将各地情况报到中枢，又将朝廷处置的谕旨从京师送到地方。
经过了第一个季度的酝酿，在土壤下方燃烧的地火突然从某些缝隙里面窜出，烧的帝国的统治者一阵锥心的疼痛！
四月初三，漳州府城大规模织工聚集，冲击织造工厂，被漳州府弹压。没消停几天，又有大量倒闭的生丝作坊业者冲击缫丝厂，将此前被武力压制的织工们又引了出来，并很快扩散到铁器行业和棉纺行业。
在一片混乱之中，漳州府处置失当，导致当地粮价飞涨，已经失业的大量手工业者生活更加难以为继。四月十一日，终于满城暴动，知府仓皇逃窜，府城已非朝廷所有。随即乱潮波及佛山、顺德，并逐渐向东北方向扩散，锦衣卫国安局密报苏杭和嘉兴也有不稳迹象。
漳州知府王玉璞深知罪无可恕，安顿好家人之后，上吊自杀，成为因“江南民变”而死的第一位四品高官。
十个手指又长又短，皇帝也不能要求每一个地方官都不犯错误，王玉璞自杀，也就不宜再株连家人，否则天下地方官谁还敢有作为和担当。
朱翊钧和政事堂连夜开会，研究如何措置江南乱局。此际非是检讨政策的时候，当务之急是将这乱局迅速平定，然后慢慢梳理。
因万历十一年年底时，国安局已经密报江南各地有不稳迹象，朱翊钧紧急下旨，停止海漕北运，并从北方向南方调粮，稳定江南各地粮价。这也首开大明由北向南输粮的先河，海漕总督吴兑看见谕旨之后都懵了。
工业生产摧毁手工业带来的阵痛，在任何国家、任何历史阶段都没有太多好办法。尤其是在封建社会中，基层的组织力和动员力和后世新中国存在天地之差，朱翊钧除了早早安排赈济，并要求地方官引导失业者向新占地移民求生之外，并无太好的手段。
尽管蒸汽机还没有发明，但水力、畜力的大规模应用，配合新机器的高效率，已经造成了江南手工业者的大规模破产。
而新产业吸纳人口的效应还没有显现出来——因为货币投放量不足，导致整个南方人均收入较过去增长有限，消费市场不够容纳新旧两种生产模式的产品，顺德茛绸那样的商品滞销就成为普遍问题。
这些问题，朱翊钧都思考过。但他有些侥幸心理，认为天下百姓只要有口饭吃，就不会奋起抗争。且币值改革非同小可，朱翊钧心里总觉得有了充分的贵金属储备托底之后，才能决断——现在犹豫不决的后果已经显现。
在御前会议上，张居正带着政事堂将整个江南地区的情报梳理了一遍，随即提出处置方案:一是光报下旨，命令两广总督调集新军，将漳州和顺德等地的民乱平定；二是各地立即开始做好弹压准备，防止漳州府乱局扩散、重演；三是立即发放救济粮。所有存在不稳迹象的州县，立即进行失业者登记，发粮食补贴，直到危局消弭。
上述三条算是治标之策，且无法长时间维系。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江南乱局，政事堂分成了两派：王国光等人认为必须立即推动币制改革，在江南开展以工代赈的各类项目，吸纳失业人口并推动百姓收入急剧增加；张四维等人认为朝廷应限制江南地区新商社许可证的发放，并降低新业产能，让失业百姓重拾生计。
张居正作为内阁总理，认为两派都有道理，朝廷应该双管齐下。因争吵激烈，政事堂未能达成一致，奏请圣裁。
朱翊钧听了之后，沉吟再三方道：“如今日本、缅甸、朝鲜、暹罗、安南等地局势如何？”
朝中诸臣听了，心说皇帝这一杆子扯到哪里去了。军情局局长刘守有敬陪末座，此时起身回奏道：“现在缅甸情况最好，仰光城已经建成一半，罗总督行辕已经从勃固搬到仰光。”
“日本仍在大乱。丰臣秀吉与柴田胜家已经多次作战，互有胜负。多地大名已经卷入，两派泾渭分明，就看谁能定乾坤于一役了。”
“朝鲜李朝党争无已，李昖在去年年底将宋应溉、朴谨元、许葑等东人首领逐出朝堂，窜之边地；现在西人盘踞朝堂，臣揣测李昖很快就会再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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