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侦队出来回到家，已是凌晨两点。
丈夫白修是在开完律所合伙人会议，看到新闻后，直奔警局的。
她没看到白修怎么和警察交涉，警察如果怀疑她和周锐的死有关，而又没确凿证据，是不可能把她太长时间的——这一点，她每日在白修面前耳濡目染，相关的法律常识也熟知一二。
当她见到白修时，他什么话都没说，只是在警察的目光下，坚定地拉起她的手。开车回家的路上，他也没说话。
可是余岚知道，不说话并非无话可说，他只是在等，等她能够亲自开口告诉他。告诉她的丈夫——或是她未来的律师。
回到家，站在阳台上，一个人发呆许久，凝望夜色中对面楼玻璃散发出的幽蓝色暗光时，她还是没有做好准备。
她不知道从何说起，她是个小说家，她理应知道怎么叙述一个故事，她怎么能指望十一年前的事情，仅仅通过一个夜晚就讲清楚？
如果能够讲出来，那势必也是粗疏而仓促的，且经不起任何细节上的审视。所以她对自己说，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开口。
白修在客厅里给同事打了电话后，端着一杯热茶递给他。余岚接过来，他直接坐在地板上，蹲下时有骨骼的咔嚓声——办公室久坐留下的老毛病。
“昨天晚上，你去找他了？”白修带着一副漫不经心的口气。昨晚，白修在办公室加班，他打来电话问她在干什么，她当时没说去见周锐。
这是律师与他的当事人之间例行公事的问话，还是丈夫对妻子是否忠诚的质问？
“他约我见一面。”
“你见他时，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白修侧过身，专注地看着他。他似乎对昨晚她没告诉他——不，是刻意隐瞒他——这件事完全没放在心上。
此刻面对她，就像在办公室面对委托人一样。足够冷静和客观。
“不知道，我也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见他。你说，我现在是不是该庆幸昨晚去见了他呢？他是为了我的新书回来……”余岚迷失在自己的情绪里，握着茶杯的手微微有些颤抖，她压抑着内心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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