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3-26日
余岚原以为自己不会那么快适应被囚禁的生活。
有些恍惚间，像倒退回早年的校园里。一天中的每一个时刻都被精准切割，在固定的时刻重复一成不变的事情，不是她自己，而是和她一起的成百上千人。
看守所的犯人可以接手家人送来的东西，在食堂吃饭时听到一个人谈起这个话题时，她让白修给她带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
在她还没开始写作的年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部分小说她已读过，此后她也会在偶然间重读某些书的段落，有时是《群魔》，有时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可不知为何，数年间的阅读却偏偏落下这一本。被关进这里后第一时间，她就想到了这本书：在牢房里阅读《死亡手记》，像是对自身展开的行为艺术。
透过《死屋手记》，她常常惊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被囚禁者——当然，事实上是更为广大的人类群体——的精准观察，时间已经过去两百余年，地点也相隔万里，人性却还是如此共通。
在这里，除了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半娱乐时间外，她最期待的便是下午四点到五点的放风时间。
从前在家，日日埋头写作，她很少注重身体需要运动，现在却无比期待这个放风。当一个小时的放风时间结束，她也没感到这短暂而有限的自由重新被夺去有多悲哀，顶多有些意犹未尽之感，可一想到明日的同一时间还会出现在此地，也就没什么遗憾了。到这里来，若是不看淡这种被剥夺的残酷，一个人该怎么继续生活下去？
连续几天来，在看守所的图书室，她都能遇上一个女人，她长得很瘦，颧骨也异常突出，远远看上去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一开始，她在长桌前时，不经意间抬起头来，会发现那个女人从长桌斜对角看过来，开始她以为那女孩只是在对着空气想事情，数次之后，她几乎能肯定那女孩是在看自己了，余岚和她对视，那女人到也不会因尴尬而回避她的目光。图书室里的犯人没有人说话，大家都表现得很安静。
终于，一天图书室要关门时，那个女人叫住她，带着点羞涩地问，她是不是余岚。余岚问，你认识我？女人慌里慌张地说自己叫吴琼，前几年有一直买她的书来看，不过后来看得少了。“后来是觉得写得不好了吗？”余岚调侃。
吴琼慌忙紧张地说不是这样，“只是因为后来创业了，一下子变得忙碌起来，哪里还有时间啊。”他们聊天聊到一半，来到了囚室。余岚只好和吴琼说再见，回到自己的房间，末了还强调一句：“我一直都觉得你的小说写得不错。”
“谢谢。”余岚回应，跟她道一声晚安。
第二天，她又和吴琼在下午一个小时放风的时间里聊天。吴琼有时会和她聊起小说中的内容，两个人都对小说中的情节记不太深刻了。
吴琼会表现得有些不好意思，余岚说这没什么，连她这个作者往往都是在写完一本小说以后，不到一个月，也就忘记当初写得是什么了，仿佛写作时的那口气用尽了，大脑对那本已经完成的书起了强烈的排斥心，不愿再记起其中的任何细节。作者都这样，对于读者更不该有苛刻的要求了。
她不想聊太多自己，便问起吴琼的情况，吴琼接着那晚提起的创业话题继续聊下去，在一家公司做医疗器械销售了几年，上级领导喜欢动手动脚的很猥琐，之后，她就说服了男朋友，一起辞职开了一家外贸公司，做一些海外中老年保健品批发零售。
生意没做几年，一批供货商的货被海关查出是假冒伪劣产品，她和男朋友吃了官司，要赔很多钱，公司也就不景气了。
那时候，他们本来是要结婚的。结果两人因为没有钱，便谁都不再提这件事，感情也越发淡薄了，但是从大学相处下来这么多年，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分手？吴琼说自己是个急性子的人，决定拖着不是办法，一天她很郁闷去酒吧喝酒，趁着酒精上头，决定和酒吧里一个盯着自己看的男人去开房，以这样的方式冒犯两人亲密无间的感情，然后鼓起勇气对男朋友提分手。
吴琼想和那个男人一起去酒吧附近的酒店，那男人却执意拉着吴琼上他的车，吴琦有点后悔了，这时她发现男朋友站在她身后，男朋友上来就从后面勾住那男人的脖子，按倒在地。可那个男人体型健壮，一看日常经常去健身房举铁拉环，男朋友完全不是对手，眼看着男朋友被打得鼻青脸肿，吴琼捡起地上的一个酒瓶，朝着那个要和他去开房的男人头上一砸，那男人竟被当场直接砸死了。
“我到现在都感到不可思议。”吴琼补充道，“现在我的案子在上诉，我男朋友找来的律师想要撤销检方的防卫过当指控。”
余岚说：“那现在你们到什么阶段了？”
吴琼说现在两个人还在一起，只是男朋友并不知道当时的真相，“其实除了你，这件事情的真相，我谁都没说过。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很残忍，有时候又觉得上天比我更残忍，给我开了一个充满恶意的玩笑。现在我们的感情比从前更好。可我总是想等我出去了以后，我们真的能继续维持这段感情吗？我不知道。”
本来濒临分手的爱情，以一场这样的戏剧性十足的场面，被重新挽回，但就连当事人自己也开始质疑凭借这样一出强大的戏剧张力构建出来的所谓“爱的回归”，真的能够足够坚固吗。说到底，这是建立在谎言之下的维系，当吴琼的男朋友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是否还能依然这样面对吴琼？
三天后，叶乔再次来探望余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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