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16-20日
化疗室前的通道上，还没有其他病患或家属。老姜来回走了几圈，听到化疗室里的仪器声响了以后，重新坐回廊道一侧的椅子上。他的裤子布料很滑，加上连排座椅倾斜度有点高，他坐在上面总是往下出溜。他便用后背紧紧顶住椅子后面。这椅子的倾斜度倒是有点像审讯室里让嫌疑人坐的椅子，以不让人舒服为目的。
他从黑色皮包里，拿出妻子的淡蓝色软呢帽，握在手里抚摸起来。妻子往年冬天其实都没有戴帽子的习惯，只是自上一次化疗过后，头发开始掉落，便在街边的集市摊前，挑中了这款帽子。
“质量不错，主要价钱不贵。”她这么形容后，并当场戴在了自己的头上，笑着问他好不好看。妻子自从和他结婚以来，几乎甚少开口，主动提出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在生活面前，她似乎主动剥除了一切女人本该有的装扮需求。
而今，就算她买下的这顶淡蓝色软呢帽，也并非为了穿搭好看，而只是为了避免让人看到疾病已经将她摧残到了什么程度。
在回镇子的公共汽车上，他扶她坐在公交车后排靠窗的位置上。她睡着了，但睡眠极浅，每到一个站点停车，乘务员报站时，她就会缓缓睁开眼睛，确认是不是已经到了清远。
到家还有几站地时，她便不睡了。她问他这个疗程的化疗还有几次。三次，他回答。她说她不想做了，紧接着就给他算了一笔账，说明自己放弃化疗是多么正确的做法。他让她别说了。“钱的事情，你不用操心，就是借钱，我也会帮你彻底完成所有疗程的。”
“我只怕你很快就会到了无处可借的地步。”沉默了片刻后，她补充说，“我了解我的身体状况，化疗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他欲言又止，如果说出让她不要担心钱的问题，他怕她会穷根纠底问个没完，而他根本没想好该向她如何解释。
从镇上的公共汽车走回家时，他们一路上都没说什么话。到了家，她说她想先去睡一会儿，他在厨房煮面条。锅中的水烧开，他正要下面条，她走进厨房，说下午让他去参加一下学校的家长会，“以前都是我去的，以后你得学着去了。”
“面条快好了，你吃完再去睡吧。”他努力将两人的对话拉入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里。这是逃避，他心知肚明。
来到教室的时候，家长会已经开了一半了。
他只想找个后排座位坐下，却发现座位都沾满了。余岚从讲台桌前走下来，把他带到前排座位前，跟儿子在一起，他其实并不想坐在前头。在来的路上，安腾就给他打来电话，不断催促他赶快回所里，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老姜说他去家长会小坐一会儿，就回去。
老姜一直摆弄着手机，安腾不断打过电话来，他一次次地挂断。安腾不再打来了，他看了看表，翻开手机盖，将手机扣在耳朵上，假装有电话打过来，走了出去。
“我查到了这个周锐，几天前去镇上的卫生所包扎过。”老姜刚刚走进所里的办公室，安腾上来难掩激动，“那天就是麦地被烧的那一天。我就说这个周锐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他是自己一个人去的？”老姜问。
安腾说是和杨羽钟一起去的，他已经找杨羽钟问了话，杨羽钟说那天周锐找他，说自己摔伤了脸，来问杨羽钟镇上有没有卫生所。杨羽钟把他带了过去，但更多的事情，杨羽钟便不知道了。安腾说自己今天就要去市局，申请异地办案，把周锐真实身份给弄个清楚。
他在派出所的大院里骑上摩托车，油门声照例放得很大声，开走了。
安腾走后，老姜拉开自己办公室的抽屉，那上面是每次化疗的账本，短短几次化疗、加上一些杂七杂八的其他治疗费用，一共已经花费了五万多。他害怕妻子看到她算这笔账，所以每次都是一个人在办公室的时候，才悄悄从抽屉拿出账本。他没心思去按照安腾所说，去跟踪周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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