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在宫河小学上了两年后，我小学毕业了。我属于吉岘乡，按理来说要在吉岘乡上中学，但是我的二叔在何家畔中学教书，建议我在何家畔上学，我就在何家畔开始上初中。
那时的何家畔中学还没有拉上电，早晚上自习时，学校让每个学生都得准备一盏煤油灯。平时没事时，我就把各自的煤油灯擦得干干净净的，放在桌子抽屉里，随时备用。
由于中学离我家远，我只能住校。我们的宿舍是个窑洞，窑洞左右置放了两溜子铁架床。我被分在了靠窗的铺位上，窗前放了小条桌，便于放东西。靠窗虽光线好，但因为玻璃裂了口子，冬天的雪从玻璃缝隙飘进来，落到被子上我都不知道，宿舍很冷，也没有任何取暖措施，如果说我后来的腿发生了病变，我估计就是在那个时候埋下了病根。
宿舍旁边有个圈了鸡的窑洞。那窑洞是学校租用农民的，农民为了预防黄鼠狼吃鸡，把鸡圈放在了窑洞里面。由于我们每个住校生都带了干粮，自然引起了老鼠的注意。老鼠不仅偷吃我们的干粮，还想吃肉，于是我们经常在迷迷糊糊之中，听见老鼠把鸡咬得呱呱惨叫。那时候，我感觉除了同学之间偶尔打架之外，打的最多的，就是老鼠了。
每周去学校时，母亲给我背上够一个礼拜吃的馒头或玉米饽饽，然后给五毛钱去买水，每天就靠开水泡馒头充饥。冬天，馒头冻得像砖头似的；夏天，没有几天就发霉了。在那个年代，尽管过着私人日子，但由于土地太薄，产量不高，加上遇到干旱，一年在地里的忙碌就白搭了，导致我家的口粮一直是紧巴巴的，家里人可以混着洋芋蔬菜填肚子，给我只能是纯粮食了。所以，即使发了霉也好，冻成砖头也好，我们都视若珍馐，赶到周末，基本都吃完了。
我在上初中期间，我家修建了一处新庄子。尽管新选的庄子还摆脱不了窑洞，但是相对群居在山崖下的那个庄院，新庄子不仅地势稍微好一点，还清净了一点，邻里之间的说话声、叫嚷声包括锅碗瓢盆的声音都没有了。当然，作为村里人，不论你居住在何处，都能听见驴叫狗咬的声音。我家的新庄按照陇东的民间行话叫地窝院，就是从平地上挖下一个正方形的庄子，三面墙面上可以凿出窑洞，一面安装大门，打院墙。父亲在这个庄子里挖了窑洞的同时，还盖了三间砖瓦房。门楼加砖瓦房，在当时的铁李川算是凤毛麟角了。据说当年村里在评选致富能手时，父亲作为典型被选上了，并且被冠以“万元户”。那时的万元户是比较受器重的，不仅村里人高眼一看，偶尔还上报纸。为了带动群众发家致富的信心，那时候政府对万元户的宣传屡见报端。
我知道，我家之所以能评委万元户，与父母和姐姐长年累月在河里捞石头有很大的关系。虽然每家都有土地，但截止现在，靠传统的种植方式使土地产生经济效益，是很有限的。那个年代，土地对经济的贡献更是微乎其乎。只要能把全家口粮保住，就是老天爷对你最大的恩赐了。所以，要让家里有钱花，必须有个能挣钱的副业。为此，尽管我们搬到新地方，但是父母依旧没有放弃捞石头掏沙子这个营生。一方沙子，一车石头，多少都能改家里带来一点收入。但挖沙子捞石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不仅消耗大量的体力，还得有相当的耐心和毅力，且不说沙子，单是石头，不仅要从河里捞上来，还得弄回家，然后还要根据要求砸成规格一样的三角石。那时候家庭作坊，没有机器，都靠手工来完成。一块石头，不管大小，用可大可小的皮圈套住，然后抡锤子去砸，遇到年代久远密度过高的青顽石，震得你脑神经都在痛。我起初跟上父母砸石头，一锤子下去，劲儿使得屁都跟着响了出来。
记得有一年暑假，我跟上父母在河道里挖石头时，由于天太热，就钻在一个山旮旯休息。对面黎家川的台子上种着梨瓜，有几个小孩子就从河里面过去，准备上山台去偷梨瓜。我禁不住诱惑，也跟上去偷了，爬上山台一瞧，看瓜地的老汉正在睡觉，我们就像电影上的敌人钻封火线似的，个个匍匐到瓜地里，不管生熟，见瓜就摘，然后用衣服一包，光着身子遛回原地……
现在想起来，这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盗窃行为。农村偷鸡摸狗的事儿常见，为嘴行窃的事儿也屡见不鲜。尤其在烈日下和石头打交道的人，谁见了那玩意儿不动心呢？况且，我是个孩子。
尽管如此，我家的大门前总是高乎乎地堆积着的沙子和砸好的石头，当然还有水洗石。洗石是不用砸的，直接囤积在坑边，车来了给人家一装就完事了。铁李川的河道恩赐给我们的就是这三种原始材料，那时候，铁李川的百姓家家户户都干采沙砸石头的事儿。作为采集者，每当看到绿皮颜色的拉砂卡车时，我们的心里就流动着一种希望，这种希望不仅支撑父母捞石头的信心，也支撑着铁李川每一家的日子。
和家人相比，我算是个有福人，起码一周干不了几天苦力活，并且住校，一周才回一次家，所以，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也比较贪玩。有时候晚上没事干时，就和同学玩扑克赢火柴棍的游戏。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宿舍里玩时，被值日的老师逮住了。老师把我们送到校长跟前。校长让我们几个并排站在门口，一个个往过数落。到我跟前时，他说：“铁李川那里不能打牌？你跑到这里赌来了？”旁边的同学忍俊不禁，噗嗤一下笑了，校长一个巴掌就给甩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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