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欺诈现象屡见不鲜。有的老板买了好井，出油好，效益好，跟人家合作，就很顺溜；有的买了破井，就找机会赖账，要么分文不给，要么多少给一点，然后就给你找个借口，像挂灯泡似的挂了起来。这个黄，那个欠，算起来我们挣了不少钱，实际好多都在空中挂着，诸如此类的现象特别多。譬如陈睿斯的股东孙子龙在靖边组织施工，很多钱就要不回来。陈睿斯问起这个情况时，他就说：“有的纯粹耍死狗不给，有的以打官司为借口，故意拖延。”在他的手里，好多钱就这么黄了。
在这种环境下，我们这些压裂队，像在山林中览食的羊群，到处奔跑，稍不慎，就被狼咬住了。人吃的亏多了，就会警醒起来。后来，为了防患于未然，我首先在技术和施工质量上加强了管理，对个别不作为的技术员做了调整，连司机和现场打杂的，都给做了培训。所以，我们上去施工的时候，都是一整套班子都跟上，各个环节都做到严防密布、丁卯配合，不给他人留下任何把柄！一旦工作起来，经常在山上熬个一天一夜。我知道这种管理是狠了一点，但不采取措施，我们就会被这些乱象给困住了。因为在这个油腻腻的土地上，毕竟利大于弊。不论多么艰难，搞压裂的人前仆后继、趋之若鹜。那里有井，那里就有压裂的车队。对我们这些搞压裂的人来说，是痛并快乐着。所以，为了挣钱，为了让公司发展壮大，我们必须加强自身和团队的管理。
随着油田开采业喷井式的发展，随着业务量的扩大，南阳的这台压裂车还是有点力不从心。燃爆压裂能解燃眉之急，但技术在两个老专家的手里，而这两个老宝贝已经在钻探队服务了，我们与谁分羹，就不能与顶头上司分。而且燃爆压裂技术难度高，风险大，作为民企，在没有专业技术监督的前提下，谁都不敢走这条截路，只能老老实实地干。
这时候，陈睿斯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再联系一台设备，用两台设备来做业务。为此，他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向我说了他的意思，考虑我办事的能力比较强，就给我介绍了局机关一个叫董鄂东的人，说他爸原来是廊坊石油系统研究院的党高官，目前已经退休了，但他的一个朋友在大港油田工作。让我去找一下董鄂东，看能不能通过他父亲，在大港油田找一台设备。
我就买了两条中华烟，在董鄂东下班的途中堵住了他，将陈总的意思如实传达给了他，让他帮忙。上次联系四川南阳的那个压裂车时，陈睿斯给了20万的信息费。这次，我也抛出了绣球，说如果这个事办成，我们不会让你白忙乎，会给一笔信息费的。
董鄂东就坐在我的车上，当着我的面给他父亲打了电话。第三天，我就带着董鄂东，踏上了去大港油田的路途。由于上面有人打招呼，对方也愿意租给我们。所以，大港油田对我的到来也比较重视。谈判也比较正规，是个小会议室，里面放了条形会议桌和鲜花，有领导，有记录员，还有照相的。除了我和董鄂东之外，人家就有五人参加。
为了取得人家的信任，我不卑不亢地把陈睿斯的身份背景和公司的经营情况介绍之外，还提到了租赁南阳设备的事，同时报出了相关负责人。意思如果他们感兴趣，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的诚信等情况。谈判比较顺利，对方愿意把设备租赁给我们，但需要10万元的保证金，另外，他们算了一下路程，需要12万元的设备动迁费。
我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陈睿斯，他因为公司财务紧张，就支付了动迁费，至于押金，让我先垫付上。
各个环节谈妥之后，很快，我们就签了合同。在签合同的当天，我就叫公司及时兑现了信息费。至于多少，董鄂东是陈睿斯的熟人，他看着办。
半个月后，位于大港油田的这套压裂车回来了，作为公司的业务员，在看到机械徐徐停在面前的这一瞬间，我有种由衷的成就感，毕竟，我又一次完成了公司交给的任务。
大庆油田的这套压裂车接回来之后，第一站是吴旗。由于是我接回来的车，这个业务当然由我主管。上井的时候，陈总带了工程师等好多人，到了现场观看，结果施工时，出了故障。工程师、技术员忙乎了半天，还是不成功。
陈睿斯情绪很差，当场说道：“不要了，把这个车退回去！”并且态度很坚决，由于大港油田本身在陕北有项目部，立马让人把设备往陕北项目部开，也没征求我的意见，看问题出在了那里。当时，看到他们七手八脚地把设备从井场往出撤，我尴尬，失意，心乱如麻，想拦住车，再找找问题，跟对方沟通一下再说，但看到陈总脸色不好，态度很坚决，就没吭声。
过后，我把接车的过程前思后想了一下，我的理解是：这个设备可能放的时间长了，当初开走时，大港那面只是做了一下单车试验，试验时我在现场，亲眼看到运行很正常。但我忽略了一点，就是没有进行连车连试。
什么是连车连试呢？就是把几台车安装在一起做成一个系统，进行统一试验。错在就当时我忽略这点，没有连在一起试验就开到这边来了。而施工时，需要整套设备配合起来进行操作，所以导致试车时，失败了。
设备被退回后，因为有合同，那12万的动迁费和10万元的保证金，对方肯定不退。由于设备是我经手的，我垫进去的那10万元保证金，我也没好意思向陈睿斯提。这事，我像咽唾沫似的咽在了心里。
这台车到了陕北之后，当时离过年还有三个月时间。设备回到人家手里，好像没问题了，因陕北的活儿像井喷似的，特别多，人家过去之后，和我们一样，还是干的是社会市场的活儿。听说三个月时间就创造了300多万的利润。
到了年底，我听说他们的车在陕北挣钱了，由于我跟人家经理熟悉，就开玩笑也罢，认真也罢，跟人家要那10万元的保证金。经理说：“是你们违约的，还好意思要钱。”
我说：“虽然我们违约了，但没有我，你们的设备到不了陕北啊，你的设备到了我们的井场之后，公司分文没赚，还损失了二十几万的费用。其中我个人垫进去了10万元，这事是我负责的，公司不给，总不能让我白白花了这个钱啊。”
那个经理通情达理，经我这么一说，很快就把保证金给了我。
这是自我给陈睿斯打工以来，他在决策上的又一大失误。第一次失误是为了要回钱，放走了两位老专家；这次失误是退回大港油田的车。那台车一个月只有20万的租赁费，就是停上几天，找一找问题，才能花费多少钱？我知道，陈总的这个决定有点情绪化。人在情绪化下的决定，往往留有遗憾。不是么？陈总带着情绪做出的这个决定，至少让公司少赚了几百万元。
但这事倒给我提供了一个经验，后来我在山西搞压裂的时候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我就有了正确的认识，在事故关头，轻易不能说“不行就算了”这句话，遇到问题，尽力去解决。挖不透，不放弃。即使要放弃一件事，要在深思熟虑的状态下，不能跟上情绪走。
大港的车绕了一圈就走了，支撑压裂业务的，依旧是南阳油田的车。
南阳车队队长彭成高高瘦瘦的，平时话比较少，看起来性格有点冷傲。我发现他喜欢，有空就躲在车里消遣，与职工不太交流和互动，有事了拿规章制度硬往下套，谁顺眼了，他咋样都行。看不惯谁了，很少与其搭话，缺乏与整个团队的思想与情感方面的沟通，这样，难免有工人对他不满，有时候在工作上，就与他作对。他们队伍不团结，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动辄就配合不起来了。譬如，刚要施工时，车不合适了；施工完了，现场都准备好了，拉设备的车却到不了位，诸如此类的事情经常发生。因为我们在靖边施工、在定边施工、在吴旗施工、都是一套车来回跑，跑一趟一两百里。大型装备跨区作业，如果配合不好，人累，车累，而且往返途中，还有风险，这在无形中，就给我们增加了成本。
关于这些现象，陈总在彭成跟前提了几次，要么彭成就找个理由，说这很正常嘛，毕竟是工队，不是部队。他带来的人是工人，不是民工。人家即使不干，照样有工资拿。言下之意，对待工人不能要求太高。要么就轻描淡写地承诺道：“到时我在会上提一提。”过后，彭成提没提？反正，散漫和拖沓的事儿经常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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