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我们勘察现场的干警，谁也没有见到与这个笔记本之类有关的东西，所以也无法证实它是否存在。假如真像郭家人讲的，确有一个类似笔记本的东西，又有谁会相信，某个人因为这本只对老人有用，而对其他人构不成威胁的笔记本，如此丧心病狂，又这般费尽心机地杀人灭口？
对肇事者拿走笔记本的说法，我个人倾向之前的结论，假如真的是被司机拿走的话，那也是临时起意，随手拿走，目的是为了防止我们找到被害人的身份，拖延时间，为自己逃逸提供掩护。所以，我们不能被对方误会，去追查什么笔记之类的东西。
这个司机，的确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找不到凶手的作案动机，他杀就不能成立。这是所有凶杀案的第一条件，也是大家公认的前提条件。
还有一个领导认为：于大海提出的几大疑点，确实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鉴于市局已经发出通缉‘事故肇事者’的文告，不必要再浪费人力物力，兴师动众地重启调查。只要等到把案犯缉拿归案后，一切真相自然大白。届时，根据嫌疑人的口供，如果需要，针对本案性质再做出适当调整。
这位领导发表的观点，几乎和刑警队答复郭庆的意见一样。这意味着于大海想要改变这起案件性质，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后毫无疑问，他提出的复查动议，即把这起‘交通肇事逃逸案’申请改为‘刑事案件’的意见，被领导们研究后否决。
对于这个结果，于大海既无可奈何又不得不服从。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提出的‘作案动机，’因此造成主要证据缺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至于怀疑李喆之死，可能与这起交通肇事案存在因果关系，是自己基于理论上的推理，也没有任何证据去证明。作为一个称职的专业人士，或者是职业警察，如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他不可能信口开河，制造无的放矢。
针对刑事案件与交通肇事逃逸案下发的通缉令，因为案件性质不同通缉的等级不同，追捕的力度也不同。所以，对于大海来说，失去刑事案件这个大前提，不管最后能不能抓到肇事司机，结果证明的，只是郭自爱是否是酒醉引发事故而已。
假如仅仅出现这样的结果，即使证明郭自爱并非酒醉引发事故，在他于大海看来，对这位忠诚老实的郭自爱老人而言，都是一种羞辱。因为，他无法忘记，自己在老人死不瞑目的怒视中，所感觉到的其中隐藏着的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
不管你认不认可，即使在今天，很少有人从利用交通事故杀人的角度，去思考法律留下的合理规避问题。不管交通事故造成多少死伤后果，在法律审判上，只要对方积极给予被害人经济赔偿，基本很少被判重刑，更别提极刑。
就这样，于大海被自己的推理困住了：似乎我所做的一切努力，仅仅为了推翻郭自爱是否是酒醉引发的‘交通肇事逃逸案’？
有感于郭自爱老人的个性魅力，于大海决定与郭家坦诚相待。所以，他选择把自己调查的结果和上级领导给的答复意见，直言相告老师马骅老人和郭庆，他承诺只要本案出现新的证据，或者抓住逃逸司机后，他一定会盯住本案，还郭自爱老人一个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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