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植，名国卿，号文樵,1891年出生在河北省清苑县东闾村一个小康之家。1895年父亲病逝，家道中落。1899年,张培植八岁时,席卷华北平原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了,给幼年的张培植心灵里播下了反帝、爱国的种子。此后,张培植追随着每个时期的革命先驱,默默的、锲而不舍的工作着。
1905年,张培植十四岁,在亲友的帮助下得以到保定府官立中学堂读书。这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民报》发行。不久,《民报》到了保定,同盟会的组织也发展到保定。
1910年，清朝政府把粤汉、川汉铁路权利卖给帝国主义，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保定府官立中学堂的学生曾罢课声援。
张培植冒死在北京丁家街参与炸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活动（未遂），因参加同盟会反对清政府封建统治的革命活动, 张培植被清政府逮捕,作为“要犯”押解北京囚禁。1911年清帝退位才恢复了他的自由，得以回保定继续未完的学业。
1914年，张培植以优异的成绩学完中学课程。他痛感中国人民体质孱弱，深以“东亚病夫”为耻，决心学医，为富国强兵尽力。经本人申请，学校保送进入北京协和医学堂学习。
在北京期间，他积极参加了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活动。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丑剧，使他痛心疾首。
1919年，他该毕业了。即将到手的大学毕业文凭并没引起他的注意和关心。他关心的是巴黎和会的协议要将青岛割让给日本。帝国主义拿着中国的权益在做肮脏交易了。秉性谦和的张培植怒不可遏，他不顾校方的警告、亲友的劝阻，毅然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就这样，他在毕业前夕，被学校开除了。
经师友引荐,张培植到同仁医院当了药剂师。他利用外国人开设的同仁医院做掩护，在教会的地下室秘密印刷宣传品,巧妙地将传单夹入传教士散发的《马太福音》中,散发到群众中去。
就在此时,张培植的胞弟张国钟痛恨北洋军阀在保定作威作福，鱼肉人民,到北京与乃兄商量,共谋用炸弹炸死坐镇保定的北洋军阀头子曹锟。张培植用自己的化学知识并参照民间配方，配制了炸药。
同乡友好李东园负责制作炸弹壳及装配。张国钟执行爆炸。炸弹响了，曹锟未死，张国钟被捕，张培植、李东园被通缉。曹锟下野后，张国钟才被释放，通缉令才取消。
1925年春，张培植回到保定，担任他与别人合营的化真照像馆的经理，同时开设了大生医院。医院开业不久，当时的政府以他无大学毕业文凭为由。勒令停业。此后，张培植买了一家小印刷厂的设备。就在医院旧址办起了协生印书局。
此外，还陆续经营过“中国书店”、“中华鞋店”、“恒昌照像馆”等店铺，收容、安置了许多革命同志，并给革命活动以经济上的支持。在这些店铺中,“化真照像馆”存在时间最长，“协生印书局”的贡献最大。
协生印书局有32开手摇印刷机网台,16开脚踏印刷机两台，另有石印机、铸字机等。用工人二十至三十名，是保定当时较大的印刷厂，张培植亲任经理。原第六中学教师、**员赵云弢被学校解聘后，张培植安排他当了协生印书局的编辑兼中国书店的经理。
协生印书局公开以印刷学生补充读物、教学参考书为主，同时承揽广告、表册、信笺之类的零活，秘密印刷大宗的马列主义书刊和进步文艺作品。
二十年代，张培植与保定早期的**人张廷瑞、刘宪增等交往密切，负责承印他们需要的印刷品。三十年代初期，**保定特委领导王宇斧同志主持的北方人民出版社的印刷业务，都是协生印书局担负的。
在秘密工作条件下，所谓北方人民出版社，其实就只王宇斧一人，他承担着编审、校对、发行、联络的全部工作。可以协助王宇斧搞些编辑、校对工作，并负责组织印刷装订的，只有张培植、赵云弢。
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担着极大的风险，协生印书局夜间突击排版、印刷、校对、装订。尔后，这些书籍经王宇斧巧妙地邮寄出去。寄往的地方有：北京大学的“开拓社”、“转换社”；清华大学的“北方青年社”；北京师范大学的“摩尔读书会”；当时北平党组织的收件人、清华大学的张清一；上海暨南大学的“东方青年社”；还有正定河北第八师范、邢台河北第四师范、大名河北第七师范、泊镇河北第九师范。
这些马列主义书籍广为传播，给革命人民输送了精神食粮，在广大青年学生中播下了革命火种。
1931年至1932年，任共青团保属特委发行部长的齐庆祥同志与张培植成为忘年挚友，他经手印刷、分发、运送、邮寄、售卖的进步书刊和部份党内资料，大部分是协生印书局印刷的。
为准备高蠡暴动，**河北省委在天津从吉鸿昌处搞到一批枪支，走水路由天津运出，途经白洋淀时被国民党水上公安局查出扣留了。经过在安新同口担任国民党区长的李致光同志活动，设法从公安局领出，装入夹层蜂箱，运至保定刘守庙，交张培植接收转运。
高蠡暴动时，省委组织了输送大队，建立了三个输送站，三个接收站，负责人员、枪支、物资的接转运送。清苑县东闾村张培植家是接收总站。
高蠡暴动失败之后，白坚、齐庆祥、李永茂、刘子玲、李学敏等同志，先后到了东闾村张培植家。由那里转赴唐县、满城。团省委巡视员白坚。是张培植亲自用轿车送到保定转走的。
三十年代以来。直至张培植牺牲，化真照像馆的柜上，经常有人凭张培植的手条取钱、“借钱”。恒昌照像馆实际上是秘密书库，也经常有人凭张培植的条子取书。当时党处在秘密状态，经费不充裕，同志们都到张培植那里“借用”。张培植则是有求必应，化真照像馆实际上成了同志们的“后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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