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了“俘”字的奥妙，咱看看公开的资料里是绝对没有的一种工作的名称，还有大批从事这项党的秘密任务的人们的坎坷历程。
1942年晋察冀搞精兵简政，一分区将在平津大城市中有亲属关系的干部调离，聚集到晋察冀社会部学习地下工作。学习结束后，派去搞地下工作。这批被派去搞地下工作的干部，最成功者如万一，解放后一直高居北京市领导岗位。失败者如薛世聪，解放后很长时间一直保持不能暴露的“特情”身份，好像在继续从事地下活动。
什么是“特情”？咱们就揭秘式的解释一下。
全国解放后，原本做地下工作搞情报的同志，只要你过去的侦察对象还在，不管现在是起义人员、统战对象还是社会人士，你都不能公开你的我党情报员的身份，要继续监视下去。担负这样特殊身份的情报干部就称为“特情”人员。
比如傅作义身边的地下党员，八十年代才公开身份。1957年章伯钧、罗隆基被打成右派，身边就安插了冯亦代这样的“特情”人员，时刻向有关方面汇报他们的言行和思想动向。
有人就要问了，战争年代的特殊情报需要的产物，那时至今日，中国大陆还有没有“特情”人员？
当然有，而且数量不少。对被打下来的“89”分子，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反**小组的成员（注意，不是“**分子”。是反**分子）。对被打成什么功的那些分子。包括对活跃在海外的那些民运分子当中和“轮子”当中，有关方面都会安插下利用各种身份作掩护的“特情”人员，以便及时了解反对派（是“反动派”吗？当然不是）的动向，有助于职能部门预先采取相应的对策。
历史上，从事“特情”工作的干部，许多人结局都很凄惨。五十年代中国上演的两部很有影响的反特影片（今天也能看到），一部是《羊城暗哨》，另一部是《寂静的山林》。影片里故事的发生地点正好是中国大陆的一南一北。这两部影片中饰演侦察员的人物原型，就是两个“特情”人员。他们的结局并不像影片中那样立了大功，成为英雄，而是结局都很令人叹惜。
一分区的这位老资格的地下干部改成的“特情”同样如此。
八十年代初期，一分区在军队工作的老同志大都有领导干部身份，一个个春风得意。通过当年另一个一分区被派去搞地下工作的干部徐正冲，这些老同志终于见到了老战友薛世聪。
好不容易找到这位老地下情报人员的家，大家都吃了一惊！只见前门一座破旧的四合院内，薛世聪卧病在一张木板床上，家徒四壁。旁无他人。不久，薛世聪病故。公安部门这才出面，公布他的局级干部身份，给尽殊荣。但人死了，这又有什么用呢？
当特工死，从人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去看，是最不值的，但是要从为一项事业去抛掉自我一切的献身精神去看，这些默默无闻一辈子的老特工们，确实令人敬佩！
比如九十年代，我境外的特工和特种兵和白头鹰国的特工交手数次，牺牲的内部被定了烈士和一等功，但是家属是绝不能对外说自己亲人是什么事立的功，恐怕家属也不知道自己亲人生前是做什么工作的，这个对自己家属都是严格保密的。
抗战年间，一分区干部在战场上被捕后牺牲的，不在少数。1942年，华北日本军在冈村宁次领导下实行“怀柔政策”，对大扫荡中被捕的八路军干部战士不再杀掉，而是押进战俘集中营，进行甄别改造。日军华北派遣军最大的战俘营就设在石家庄，1942年在冀中大扫荡中被捕的八路军大批战俘都押往那里。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一分区瞿秋白的侄子瞿世俊，1940年被捕后在易县牺牲，牺牲时的状况不详。一分区潘汉年的侄子潘可西，1936年参加革命，跟蔺柳杞、魏巍、瞿世俊一起从抗大毕业分派到一分区来的。在涞易支队任教育干事。
1941年大扫荡被捕时穿的便衣，不是八路军军装。伪军抓住他后关在易县，承蒙曾在一分区担任过领导职位的赵玉昆开恩，没有杀他，有幸活到了鬼子投降，获得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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