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和他的联邦调查局倒台，在美国的影响是深远的。热爱民主和自由的美国人民，对政府信任程度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而英伊之战又让日薄西山，国库空虚的大英帝国无以为继。迫于巨大的财政压力，英国不得不将全球各地的军队和间谍逐一撤退，在地图上留下一大片空白，让苏联阵营有可乘之机。
就在昨天，被美国盟友无耻出卖的丘吉尔首相，向杜鲁门总统发出照会，声称英国将在6个星期内停止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军事与经济援助。此后四年里，希腊大约需要10亿美元的经费用于防止**蔓延，美国必须独自承担起抵御**的责任。
内忧外患的杜鲁门总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召集起一批自认为有能力改变人类命运的人，研究应如何阻止苏联占领欧洲。因为斯大林已牢牢控制了巴尔干，左派游击队则在希腊山区对抗右翼王室，意大利和法国发生粮食暴动，**政治人物呼吁发动全面罢工。
这是个机会，对踌躇满志的艾伦-杜勒斯来说绝对是个机会。没有了胡佛的阻扰，又有一群陆军航空队将军们的支持，国际局势又这么的严峻。所以杜勒斯终于请关心国家安全的议员们，向国会正式递交了《国家安全法》草案。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审议，国会山议员们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这份可以让陆军航空队成为美国空军，并诞生出美国第一任国防部长的法律。
空军能不能独立杜勒斯并不关心，谁当国防部长他也不会考虑。他关心的是《国家安全法》中那最不起眼的几句话。也正因为那简明扼要的几句话，让他的中央情报组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情报局。
尽管杜勒斯在国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向议员们强调：“建立全世界最大情报机关的资源，编制不需太多”、“本局的行动既不会虚浮夸张，更不能像业余侦探认为的那样，过度笼罩在神秘和玄虚中。成功的唯一条件是努力、准确的判断和常识。”
但中央情报局的隐秘性，也和美国民主的开放性相抵触。甚至连前国务卿艾奇逊都说道：“我对这个机构怀有极强烈不祥的预感。我要提醒总统，一旦设立中情局，他本人、国安会，甚至其他任何人都无从知悉它在做什么，亦无从控制它。”
正如艾奇逊所说的那样，中央情报局要进行秘密行动，必须有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授权或示意。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虽然包括总统、国防部长、国务卿和军事首长以及几个参议员，但他们却都只是挂名，会议难得举行一次。所以中央情报局很可能会因此成为继胡佛曾经的联邦调查局那样，又一个失去控制的独立王国。
尽管如此，为了防止**蔓延，议员们对此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通过了《国家安全法》。但吃一堑长一智的国会议员们，为防止中央情报局急剧膨胀，并没有把中情局列为美国的正式政府部门。
忙来忙去，杜勒斯赫然发现中央情报局与之前的中央情报组一样，没有国会的拨款，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力。
甚至连刚刚建立了不错关系的五角大楼，也对自己这个“令人非常头疼的部门”无情的反对。
白忙活了一场，真他娘的白忙活了一场！杜勒斯局长这半天来，已经骂了无数次这样的话了。
但不管怎么说，让中央情报组成为了中央情报局，也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杜勒斯才接受朋友们的热情邀，参加今晚的乔治敦周日晚餐会。
华盛顿是由一批自以为住在宇宙中心者所管理的小城，面积1平方英里的乔治敦则是内城，街道由石板铺成，路旁的木兰树郁郁葱葱。
城中心P街3372号是一幢建于1820年的4层楼雅致房舍，屋后有一座英式庭园和一间正式的晚宴厅，威斯纳夫妇便以此为家。
与日本大本营的参谋们一样，美国也有这么一群不显眼的人，左右着美国的外交政策。无数个周日夜晚，他们把这里变成了初具规模的美国国家安全机关，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在威斯纳的餐桌上成形定案。
“艾伦，恭喜你担任第一任中情局局长。他们都到了，咱们赶快进去吧。”见杜勒斯的轿车停在院外，杜勒斯的得力助手威斯纳便热情的招呼了起来。
杜勒斯从车里拿出一瓶红酒，递给威斯纳后，苦笑道：“朋友，事实上今天的结果并不让我满意。看来我还得自己想办法，解决经费的问题。”
威斯纳打开了房门，一边把杜勒斯让进去，一边鼓励道：“艾伦，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我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客人们早就等在了客厅里高谈阔论，见杜勒斯走了进来，一个个便热情的打招呼，并祝贺《国家安全法》的顺利通过。
今天的客人可以说都是美国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分别是即将出任驻巴黎大使的戴维-布鲁斯、国务卿的法律顾问奇普-波伦（未来的驻莫斯科大使）、副国务卿洛维特、海军部长福里斯特尔、以及刚刚声名鹊起的克里姆林宫专家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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