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关注到合江荔枝已经成为全县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惠及农民十多万人。这也是我们传媒公司最喜欢和当地政府合作的一个点。因为这是做善事，不是纯商业项目，我们也不会唯利是图，有点微利就行了。最重要是作好服务。但我们双方要面临的是商务合作，我方要明白我方为政府服务的内容，是一个单项服务还是全方位合作。服务的内容决定着双方合作的模式、前端、复杂程度，最终要落脚到政府能够承担多大的费用。”杜丽把准备好要想说的话一席说完。
“这次县委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要把荔枝的招商宣传工作做好，肯定倾向于做一个具有引领性的复合性全方位的合作方案。合江是贫困县，都是想节约办大事。这样吧你们拿两个初步的方案出来，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单项合作的。我们下月初再商量怎么定。”唐局干干脆脆的答复。
“好，没有问题。合江现在还是贫困县，我们体谅你们的难处。我们也想法向合作商家为你们争一争，扶贫是大家的事。”杜丽诚恳地说道。
送唐局一行走了后，已经是华灯初上。
杜丽自己打车回到了北城天街，北城天街已是灯火通明流光溢彩。回到自己租的房家里，杜丽的电脑屏上定格在唐局他们发过来的图片。
图片上的荔枝珠圆玉润，娇艳欲滴。她想起刚才在会议室失态说的那句“荔枝很贵吗？”
到了2016年，荔枝在市面上已经不算贵的了，但在90年代末，荔枝对于一个三线返沪下岗工人家庭那真还是没条件享受的奢侈品。
荔枝把杜丽的思绪拉回到自己的孩提时代，拉回到上海石库门那窄窄的拐弯抹角的巷子里。杜丽记得很清楚，在他们家返沪后不久的一天，时逢秋老虎的时节。中午阳光毒辣直晒，小杜丽汗水从额头一直往下流。地面温度近40度，巷子口小摊贩正在卖荔枝，看着有钱人家小孩吃荔枝的样子，小杜丽垂延三尺口水滴答。杜丽跟妈妈说很想吃荔枝。妈妈抱歉对小杜丽说，不去想，忍一下，等下到伯伯家里可以喝冰水，我们现在没有钱，在上海的所有的家当就2万块钱，你读书要钱的，我们家还要攒钱买房子，住在伯伯家始终不是一个办法。最后小杜丽就忍住了，放弃了吃荔枝的愿望。
她和荔枝的初吻一直留着，心里想着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才去兑现。
杜丽生于上个世纪的92年，全家返沪又是97年，都是改革开放年代的重要时点。杜爸爸当年从重庆内退回来时，年已过四十五。杜爸爸内退前原本是厂办公室付主任，回到上海也不得已放下架子，四处打工。起初他在上海郊区一家疗养院打了一年工，后被辞退。又来到了一个药厂做了三年，三年以后又被辞退了。以后杜爸爸打过小零工，最后是承包过几个公共厕所做保洁。只要有工作，无论多辛苦杜爸爸都能接受，因为毕竟生活困难，每月能挣几百、一千块补贴家用他们老两口就很满足。既然要生存，杜爸爸除了打工还能怎么办？对于他们老两口而言，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想到这儿杜丽就心酸。
没有经历过相同的感受的，当下的人是理解不了的。杜丽一家回到上海很长时间住在伯伯家。在伯伯家里的客厅里，铺了一张床。床上住杜爸妈两老，杜丽住在床底下。在这样的环境下，杜丽在地下睡了很多年。他们家回到上海的时候什么家当都没有。对于小杜丽而言，一个盆可以洗脸，牙膏牙刷，还有一个碗，一双筷子，还有一个小闹钟，这就是她的全部。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小杜丽一家还是很感谢伯伯伯妈的。伯伯家的房间很小，只有36个平方，阳台只有3个平方，这么小一间小套房里面要住多少人呢？伯伯伯妈还有他们的女儿，阳台上睡着伯妈的爸爸，小客厅住着杜丽家三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所有人走路都要很小心翼翼的，生怕影响到别个的休息。对于返沪人家来说，除了要面对所有的生存压力之外，还要面对和亲戚朋友之间很复杂、微妙的关系，精神压力极大。
杜丽和上海这个城市的感情特别微妙。杜丽生在重庆，却从小学到中学在上海长大，上大学又按杜丽的愿望考回重庆读的。毕业后虽曾想回到上海父母身边生活工作，但终究还是不习惯最后还是回到重庆。也就是说她进入社会后从来没在上海生活工作过。杜丽虽然脾性上和重庆相投，但血液里流淌的又是上海人的血液。她自己都自相矛盾，有时候莫名就觉得上海像是自己的故乡，有时候又自己觉得特别陌生，不知道怎么去融入上海这个社会。想在上海这个城市待下来，但是就是找不到自己的一个点。回到重庆，她内心深处倒觉得特别踏实，收入可能要比在上海工作少许多。但房租便宜啊，租一个100平方的才2000元出头，宽大的房子让她心里觉得敞亮。她怕了在睡在床下的日子。她现在可以在自己的1.8米宽的大床上大睡特睡，毫无压力放任自己睡到自然醒。
杜丽的手机的铃声响了，把她从回忆的世界拉回现实。
给杜丽打电话的是大学室友兼闺蜜曾怡，电话一接通，就听曾怡甜甜的声音传出：
“我在你家楼下，你在家就下来。我们去吃点什么？我才带完客户，还没吃饭。”
曾怡一口气说了一大堆。
“好啊，我在家。我马上下来。”杜丽住在红鼎国际，
出电梯口走了几步，没有看见曾怡的身影。杜丽正要发微信问问，眼睛突然被一个冰淇淋挡住，差点撞在鼻子上。
“吃冰淇淋吗？”曾怡调皮的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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