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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众人的反应，刚才的说辞竟然没有获得他们的认同，这就有点尴尬了，虽然他描绘的前景无比诱人，但是则是建立在拥有绝对的医疗领域的研发实力上面。
而恰恰他在医疗行业的研发实力没有被证明过，所以他们持怀疑态度也就正常了，只是赵一现在也空口无凭，拿不出什么东西证明。
所以这种尴尬也就没法化解了，只能留待以后来证明，不过即使不说前景，只是单纯的计算医疗成本，15%的比例就能够实现全民医疗也是一件很划算的事情。
但是正如赵一刚才说的，免费医疗和免费医疗之间还是拥有巨大的差距，所以必须要建立相应的制度，来保证所提供的免费医疗服务具有一定的质量，而不是名义上的免费医疗。
“我知道在座的对于医疗行业的未来前景保持谨慎，我也能够理解，毕竟我现在还没有拿出该有的实力来证明这些目标是否能达成。
但是我对于这方面的前景是实实在在的看好，同时对于我在这个行业的研发能力也是有信心的。
这个就不继续讨论了，只能够留待以后来证明。
刚才说了，既然要进行免费医疗制度改革，而且还是将其承包给我，对于医疗服务的质量肯定心存疑虑，这就需要我们共同建立一套完善的，能够符合实际的具体细则规范了。
这不仅能够保证在当前经济医疗条件下提供合适的医疗服务，还能够为承包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很明显的例子，如果医疗救治失败，那么失败的原因就需要界定，或者需要一套界定程序，不然家属来闹，就解释不清了。
这既是给家属一个公平的解释，也是给承包商一个公平的营业环境，不然在医疗中产生的矛盾将会非常突出，也不利于国家形象的建设。”赵一说道。
这也是政府对于医疗福利进行承包的一个疑虑，既然赵一提出了这个问题，那么说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具有统一的认识。
后面就是需要商谈具体的细则定制，涉及的医疗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需要专业的团队来进行探讨，不是这里能够讲明白的。
高管说道：“这也是我们对于医疗承包的疑虑之一，毕竟医疗关乎的是人命，这方面再谨慎都不为过，这既是保护患者的权益，也是保护承包商的利益。
既然赵总也提到了这个问题，那么后面我们就各自组建专业团队来进行协商谈判，争取拿出来一个科学合理，可执行的一条规章制度出来。”
双方在这个方面达成了共识，也就没有必要在进行这方面的话题了，毕竟该说的也说了，具体的问题还是需要后续的会谈来解决。
“下面就是养老制度的问题了，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什么年龄阶段才是老年人，只有明确了这个问题，才能对接下来的问题进行探讨。
在我看来，老年人的界定应该是在人生最后20%的时间段内，也就是说，社会平均年龄为74岁，那么被定义为老年人的最低年龄应该是60岁左右。
按照我们现在的社会平均年龄是68岁计算，被定义为老年人的最低年龄就是55岁左右。
所以老年人的年龄定义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社会平均年龄来浮动计算的，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人均寿命是越来越高的。
那么以后平均年龄达到80岁或者100岁，将越来越成为可能，如果是一个固定的养老年龄值，对于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
同时对于养老的压力也是巨大的，最终很可能会难以为继。
假如平均年龄达到了100岁，还是按照60岁的年龄退休，那么人的一生将有40年的时间无法为社会创造明显的财富。
反而需要社会供养，这对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由于退休时间段的延长，养老金额不可避免的增加，而工作时间内提交的养老金基本上是比较固定的，最后养老金肯定会入不敷出，这样的养老制度也就无以为继。”
作为承包商，赵一必须先要将这个问题讲明白，不然首先危害的就是他的利益，即使他再富可敌国，如果不计较这个问题，还是有可能陷入破产的境地。
当然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关乎承包商的利益，也关乎国家的利益。
一是会造成参与劳动的人口会越来越少，国家的经济发展肯定会受到打击，毕竟国家的财富依赖于劳动人口来创造。
二是养老金会因为大量的退休人员而面临枯竭的境地，虽然是承包给了赵一，最开始肯定是赵一来承担这部分损失，也就是说首先破产的是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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