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也是个多灾多难的年头，年初到四月一直就没下过几场雨，从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判断出北直隶会有一场大旱。
北直隶好说，粮食库存充足，朱伟迪最担心的还是西北。
调查过大明的道路情况后，朱伟迪发现，往西北运粮的消耗实在太大。运去的粮食虽多，但是以现有的交通条件千里转运之后，本就没剩多少，官吏们再贪污些，分到灾民手里的可能就没有多少。
为此不得不反复派出厂卫，去西北地区查看灾情，看看有无流民聚集。对厂卫，朱伟迪也不是很放心，又让卢象升派几个亲信去看看。
在了解陕西情况时，他高时明曾告诉他，陕西去年就有民变，高时明翻来旧奏章，朱伟迪发现果真如此，陕西巡抚张维枢的上疏上写得很明白——天启七年三月戊子，澄城知县张斗耀,催徵竣急生变,为郑彦夫等所杀。元凶未获,乱党渐擒,得旨以民戕令,事干十恶不赦之条,着严擒首恶,解散党羽,安戢良民,确计奏报,以靖地方。
派出厂卫去调查这件事后，此时厂卫终于将事情的经过回报，事实和陕西巡抚的上奏内容也差不多。
天启七年二三月,正是青黄不接的难熬岁月,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人民死活,仍然严酷逼粮,鞭笞杖责无力缴纳赋税的农民。髓干血尽的农民被逼得走头无路,觉醒到与其束手就擒,死于杖笞之下,不如揭竿而起,死里求生。这年三月二十一日,愤激的农民在郑彦夫等人率领下,从西城门拥入县衙公堂。此时张斗耀正坐堂逼粮,见势不好,吓得躲进后宅,被郑彦夫等追上去一阵乱刀砍死。杀死张斗耀,南宫人杜国渐接任知县,再未敢像张斗耀那样催逼拷课,而是“催征不扰,缓急宜民”。
朱伟迪同情那个敢于反抗强暴郑彦夫，认为那个狗官张斗耀该死。若是那郑彦夫没有再犯其他罪，命又足够硬，朱伟迪自然会在真正掌权后免他的死罪，也没有下严旨去抓那郑彦夫。
厂卫也回报了陕西最近的情况，免除了辽饷之后，陕西的日子依旧不好过，许多的地方还是聚集了不少流民。
朱伟迪和内阁官员们商量了下，要求北方各地官员将受灾情况统计，决定免除受灾严重地方的农税。如今朝廷也不是太缺钱，内阁的几个大佬们商量了下，很快在廷议上获得通过。
免税也不是办法，朱伟迪清楚接下来年年都有灾害，免税也不能让旱地长出庄稼，要不然，陕西的流民就会大大减少而不是增多了。现在他只得继续琢磨推广番薯等美洲高产抗旱作物。
只是目前大明的官僚们和农民，有不少对推广这些高产抗旱作物还有些疑虑。
最麻烦的是，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种植番薯等物，没有做过实地考察，简单粗暴地下令大面积推广，只会带来灾难。
朱伟迪也下过旨，要求各地方官员研究番薯等美洲高产作物是否适合当地种植，要求他们派出人手，在辖区内仔细研究，写出详细的调研报告，调研报告合格的官员吏部考察中将会有加分，不合格的轻者贬官，重的罢免。
在吏部尚书李国普和户部尚书郭允厚这两位朝中大佬的支持下，此议早在廷议中通过，大批的种子也早下发到各地。不过要等调研报告出来，还是要些时间。
不过，番薯之类的东西也不是能万能的，虽说抗旱，也不是说它们就不要水了，而大明有些地方恐怕干得连土地都发裂了，别说是番薯，就是野草都不长。指望番薯之类的东西活命，也不是太保险。
所以朱伟迪还是在想办法将西北地区的人口转移到京师附近安置，千里运粮毕竟不如在北京供养他们好。
朱伟迪去年早下过圣旨要求江南减少棉花桑蝉等经济作物种植，增加粮食作物产量，重农的思想一直是儒家的主流，对这个旨意倒是没有多少官员敢直接反对，只是下面的执行情况，朱伟迪就不敢保证了。
万历和天启朝，针对江南粮食产量减少，朝廷都有下过严旨要求增加粮食产量，不过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下面的官僚们有的是对策，看这些年白银持续流入，就知道朝廷的政策基本是没起什么作用的。
在免除了许多地方的农税之后，朱伟迪突然还是发现银子开始有些不够花了。重整军备和赈灾，这两项完全是个无底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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