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和琉球战场，宋骁飞和刘铭传痛击了日本人。宋骁飞估计，西乡从道在朝鲜和琉球惨败，日本人肯定会恼羞成怒，和大清国开战。这样一来，大清国正好可以名正言顺趁日本没强大，把它灭了，改置成中国的台东省，永绝后患。
可惜1875年的大清国，就像一艘千疮百孔的破木船，木头都烂了，不是这有窟窿就是那有漏洞。1875年，在云南边境，英国驻华使馆的外交翻译官马嘉里因不懂山里少数民族的规矩，不肯交“买路钱”，被云南土著居民给杀了，抛尸河里，史称“马嘉里事件”，中英大战一触即发。
日本政府一瞧，有机可趁，加上被击沉的“无畏”号是英国军舰，日本人故伎重演，想和1874年在台湾那样，打不过就通过外交来揩中国的油，要赔款，日本政府说服了英国和美国驻日公使支持，派森有礼为特使，到北京的总理衙门“狐假虎威”，说淮军在朝鲜击沉了英国军舰，索赔100万两白银。
恭亲王毫不犹豫地把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了李鸿章。李鸿章正因马嘉里被杀的事与英国公使威妥玛苦苦周旋，焦头烂额，分身乏术，便写信让刘铭传从朝鲜撤军，回来和森有礼谈判。
刘铭传给宋骁飞看李鸿章的信，宋骁飞读了，心堵得慌，原来，翁同龢见淮军节节胜利，怕李鸿章立了大功，后悔支持刘铭传出征了，李鸿章给淮军申请四十万两白银的军饷，翁同龢故意指使户部压着，迟迟不拨。恭亲王也因李鸿章拥立光绪皇帝，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抢了他的风头，心里不爽，并不支持李中堂提出的和日本人开战的建议。宋骁飞面色沉重，摇头无奈地说：“刘大哥，如果此时不灭日本，二十年后，日本必大败中国。”
刘铭传说：“我也不想撤军，今天的胜利都是兄弟们用鲜血和命换来的，我恨不得打到东京去，像当年灭长毛一样把日本给灭了。但打仗需要真金白银，这次战败日本军，淮军也伤亡近千人，发抚恤金花费了一半军饷，带来的十万两白银的军饷很快见底。没有军饷，时间一长，我怕我也控制不了这些淮军。”
宋骁飞心里暗想，西乡从道切腹找日本国会要钱租军舰，翁同龢却卡着淮军的军饷不发，这真是猪一样的队友呀！再一次说明了晚清的吏治已经烂到根里，他想了想，叹了一口气，对刘铭传说：“回去和谈也好，我给刘大哥当翻译，这次和谈，绝不再让日本人再占便宜。”
刘铭传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们能像去年西乡从道攻打台湾一样，以土匪的名义先去打日本，胜利了再请朝廷追认吗？”
宋骁飞说：“我们四千淮军，去日本本土对付三万日本常备陆军，没有胜算，更何况去日本要漂洋过海，我们没有大军舰，根本不可能。而且，大清国如果首先对日本宣战，那就是我们不守国际法了，美国和英国不会坐视不管。”
刘铭传说：“回去之后，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翁同龢扳倒，不然这老头迟早会误国误民。”
宋骁飞说：“刘大哥说得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正如李鸿章所说，世界上什么事都有规矩，也就是规则。当时的外交游戏，有万国公法、日内瓦公约等国际规则，如果傻兮兮不懂，即便你很强大，如果与全世界为敌，直接开枪开炮或把人家外交人员抓起来凌迟，难免会被揍得鼻青脸肿，晚清在这方面吃的亏太多了，对此宋骁飞心知肚明。这一次，宋骁飞决定好好和森有礼讲讲“道理”。
二十八岁的森有礼，当然也不是等闲之辈，此人秃头，1847年出生于鹿儿岛，十八岁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回国后痛感日本教育落后，出专著《日本教育问题》开启民智，按现在的标准，他的学问达到了博士水准。他还在美国华盛顿呆过三年，当驻美大使。中国的第一批留美幼童，1872年才派出，森有礼这样的外交人才，在当时的大清国，没有敌手，可惜他碰到了宋骁飞。
宋骁飞见森有礼前，温习了容蓉借给他的有关国际公法的书，换了一件崭新的灰色长袍，就和刘铭传去保定的直隶总督府，等着森有礼来较量。
森有礼带着一马车资料来了，还带了一个翻译，叫郑永宁，日本驻中国公使，他说起来是华裔日本人，先祖是明朝遗臣郑芝龙，福建泉州府土豪，他有个儿子，就是历史上巨著名的郑成功。
森有礼很狡猾，除了翻译，还邀请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等国的驻华公使或参赞旁听，搞得跟新闻发布会似的，目的就是讲国际法，给中国施压。
森有礼那天脑门光亮，穿着黑色燕尾服，带着同样西装革履的郑永宁，跑来保定的总督府问罪。
谈判是在一个长桌上举行，森有礼、郑永宁与刘铭传、宋骁飞对面而坐，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围观，两个书记员做笔录。
外交场合最讲政治，外交谈判的重要性一点都不亚于战场，克劳塞维茨在世界名著《战争论》中开篇就说：“战争不是目的，它不过是以剑代笔的政治。”也就是说，两国的外交最终要在谈判桌上出成果。
所以，森有礼一上来就对刘铭传发动了猛烈的攻势：“日本科考船去朝鲜，是符合国际法的，为什么会受朝鲜军队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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