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曾右手的是文人四位：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容闳。
右手第一人是李鸿章，虽然比左宗棠年轻，但是因为是老曾的学生，所以文人推他为首。
李鸿章（1823－1901），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桉徽河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河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
早年李鸿章进北经求学，拜多位名人为师。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瑚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
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
曾国藩增加的这一条，实际是最关键的。没有这一条，前面的义理、辞章、考据作得再好，也没有什么用处。不用在现实世界中，等于前面的都是无用功。而且没有实践的检查，到底前面的对不对，也无从得知。
为了经世致用的目的，而研究义理、辞章、考据，也为这样的研究注入了活力，实际也为这样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其实，到底这样的致力于经世致用对不对，从曾国藩和李鸿章这对师徒的成功经历中便可一目了然了。
那些义理、辞章、考据学问做得很好的想必比比皆是，他们都被历史湮没得杳无痕迹。
而曾国藩和李鸿章依然时常被后人提起，便答案清楚，更别提当时那种依靠经世致用的良好发挥导致的救死存亡了。
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但是，到了咸丰八年（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负责起草文书。
他那时生活散漫，晚睡懒起，曾国藩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言讫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
其后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长兄）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
咸丰十年（1860年），李鸿章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他回河肥一带募勇。
李鸿章虽然不是湘籍，却与曾国藩谊属师生，所以一同被邀参与这重要筹谋。
在李鸿章下首的是左宗棠。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
左宗棠少年时屡试不第，后转而留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来竟因此成为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
1852年（咸丰二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昌沙，省城危急之际，左宗棠在郭嵩焘等人的劝勉下，应瑚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卫大清江山的阵营。
左宗棠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缒城而入，张亮基大喜过望，将全部军事悉数托付给左宗棠。左宗棠“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各种建议都被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终于使太平军围攻昌沙三个月不下，撤围北去。左宗棠一生的功名也就从此开始。
1854年（咸丰四年）3月，左宗棠又应瑚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瑚南巡抚幕府，长达6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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