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上海，闸北区。
上海的弄堂是穷人们的聚集地。弄堂里横七竖八的放着晾衣杆。上面的衣物像一面面彩旗一样飘着。
我，二十四岁的杜月恒慢慢地走进了闸北区一条悠长的弄堂。我的脚步似乎惊动了弄堂顶的鸽群，鸽群从弄堂顶飞起，带起一些尘埃。
我扶了扶自己歪戴的黑色警帽，抬头看了一眼夕阳。我的黑色巡警制服似乎与这夕阳西下的美景不太搭调。
我手上拎着一只张记的烤鸭，还有一瓶白酒。一只野猫似乎被烤鸭的香味所吸引，朝着我喵，喵的叫着。
我拿起手里的警棍，作势要打，野猫赶紧识相的窜走了。
我回到我的家，将警帽挂在墙上，打开包烤鸭的牛皮纸，喝着白酒，饱餐一顿。
我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闸北区沿街乞讨的穷人比比皆是，我却有酒有肉，还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安身之所，这让我很满足。
孤身一人的夜是漫长的，我斜倚在床上，拿过一面镜子，借着煤油灯微弱的光端详着自己。
在教会学校读书时，神甫曾说过，这世界上有三个问题，只有耶稣能够全部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神甫说的很对，人嘛，只知道自己是谁，自己从哪里来。哪能知道自己将来要到哪里去？
就比如我，也只能回答前两个问题。
我，杜月恒。闸北土生土长。别看现在没多大出息，祖上却有人做过一任江苏提督。听我爹说，我祖上那官，比现在的淞沪护军使可能还要大。
可能是有人在我祖宗坟头撒了泡尿，一代又一代，虽然我家的人代代都是混迹官场，可官却越做越小。到了我父亲这一代，只在前清的上海县衙门里，做了一个小小的衙役。
衙役虽小，却也算是个官家人，有个养家糊口的营生，也能攒下几个小钱。
我爹是个善于钻营的人。自从光绪年八国联军进了北京，洋人得了势，他老人家就改信了洋教，找门子把我送进了教会学校。
我爹又是个信命的人。我十八岁那年，一个算命先生说我这人是兄弟命，将来会在偏门大红大紫。二十五能在青帮插香头，三十五能当掌舵老头子。于是爹让我从教会学校退了学。
他花了一生积蓄的一百个大洋，交了帮贡，让我拜了师傅，进了青帮。
都说是兵匪一家，青帮帮众的身份和巡警制服并不矛盾。我爹老人家又托自己的在闸北警署里公干的老兄弟，把我弄进闸北警署当了巡警。
替我安排完这一切，他老人家就得了重病，驾鹤西游了。
青帮，打大清雍正年间就已经有了。这十几年，青帮的势力越来越大。现在在上海滩，青帮的势力可以说是一手遮天。这么说吧，但凡是上海滩的头面人物，除了洋人，没一个不是青帮的人。就算是淞沪护军使卢永嘉，也要对青帮客客气气。
别看几万淞沪护军手里握着枪杆子，可这年头，无钱不聚兵。上海滩的金主大佬，有几个不是青帮中人？青帮的掌舵老头子发道手谕，就能断了你淞沪护军的军饷，你卢护军使就得当光杆司令。
不过当年算命先生的话似乎不是很准。青帮内部等级分明，依次分为帮众、门徒、香主、散人、掌舵老头子五等，其中帮众又分甲乙丙丁戊五级。很可惜，算来我已经进青帮六年了，却依旧是个戊等帮众。属于青帮兄弟里的最底层。
算命先生说我二十五能插香头，也就是能当香主。可如今我都二十四了，却还是个戊等帮众。
这事儿说明，算命的十个有九个是混吃混喝。
黑白从来都是不分家的。在黑道走不通，白道自然也是呜呼哀哉。在闸北警署，我干了六年依旧是个最低级的小脚巡。
可能自己一辈子就是个小人物的命吧。算了，有烤鸭吃，有酒喝，发了关饷还能上堂子里找个姑娘，这辈子知足了就是。
我放下镜子，闷头大睡。
弄堂口的鸡叫了，我一觉睡醒，穿好警服，扎上皮带，挂上警棍出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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