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皇上，详细的数目臣不得而知，”刘统勋道：“但县里的按察署都是原县衙的刑房分出去的，衙役的薪俸较之前并无太大变化。”
“根据所处地域以及站班皂隶、捕班快手和壮班民壮的分工不同，一年的薪俸约在三两到十二两之间。”
“陕西并非富庶地域，就算这赵某是捕快头目，一年的薪俸大概也超不过八两银子。”
“朕就算他年俸十两银子！”黄越道：“折合每月不到一两，买上一百斤精米就花个精光，怕是连二尺粗布钱都剩不下了！”
“八、九品的官员都没有一文钱的养廉银，别说他一个捕快！”
“每天三十文的工钱，连养活妻儿都远远不够，他却一干多年，而且还积攒下了不菲的家财。”
“为了能让自己脱罪，竟然能前后拿出近两千两银子用来行贿？”
“如果仅靠他的薪俸，他全家不吃不喝也要攒上二百年！难道你们不觉得奇怪？”
“……回皇上，”刘统勋感觉脸上微微有些发烫，好在他脸色黝黑，即使稍稍发红也不容易被人看出来。
“衙役的薪俸几十年来都是这样，仅凭着这点钱根本不足以养家糊口，衙门里的陋规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这些衙役每年在陋规上的进项比薪俸多出何止百倍？”
“三班衙役各自有敛财的法子，捕快凭着衙门签发的传票和手中的铁链，站班皂隶则在手中的板子上面作文章，反下是林林总总，花样百出，实在不是几句话能说明白的。”
“你说到这里，倒让我想起了方灵皋《狱中杂记》里的一则故事。”黄越幽幽的道。
“三个人在衙门里受刑，打的板子也是同样多，其中一人花了三十两银子，被打伤了骨头，在床上足足躺了一个月才好；”
“另一个人花了六十两银子，打伤的是皮肉，二十多天才得以恢复；第三个人花了一百八十两银子，挨打的当天晚上还能在院中散步。”
“方灵皋不解，便问衙役道：‘既然他们都花了钱，为什么挨打受伤的程度会不一样呢？’衙役回答：‘如果都一样，以后谁还肯多给钱？’”
（方灵皋即方苞，清代文学家，曾在康、雍、乾三朝为官，乾隆七年告老还乡。）
“想到孙二夫妇的遭遇，听到方才延清说的话，想到方苞书中所写。”
“想到官府的衙役竟然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行奸污民妇！想到一个总捕头竟然敢将涉案证物私自带回家中。”
“又想到府、县两级按察署的主官俱都贪赃枉法，心黑如墨，视百姓如蝼蚁草芥！民生之艰难可见一斑！”
“百姓们与朝堂之间远如天地之隔，在他们心目中只有这些最底层的官吏衙役代表着朝廷、代表着国家。”
“咱们君臣终日在这里废寝忘食、殚精竭虑的想着如何把国家治理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可是这些贪官墨吏、黑心的衙役却一心只知道作威作福，对百姓敲骨吸髓以中饱私囊！”
“底层如果尽是这样的人，咱们的心血不知道有多少都付之东流！想来真令人灰心丧气！”
说到这里，他停住了，脸色极其难看，一动不动的凝望着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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