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的防卫，一向是由三大营负责，即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
至正统十四年二月，总人数约为十七万，五军营分为中军、左﹑右掖和左﹑右哨。军士除来自京师卫军外，又调中都留守司及山东﹑河南﹑大宁三都司卫所马步官军轮番到京师宿卫和操练，称为班军。
隶属五军营的还有掌随驾马队官军的十二营，掌操练上直叉刀手及京卫步队官军的围子手营，以及幼官舍人殚忠﹑效义诸营。
三千营以三千蒙古骑兵为骨干，实际人数不止三千，全部为骑兵，分五司，分掌皇帝的旗﹑舆服﹑兵仗金鼓、御用宝物等。
神机营，因用兵交址，得火器法，立营肄习而名，其下亦分中军、左﹑右掖、左﹑右哨。中军分设四司，掖﹑哨各分设三司，掌铳﹑炮等项火器。隶属该营的还有五千营，掌操演火器及随驾护卫马队官军。
三大营初建时，颇有战斗力，土木之变中主力损耗殆尽。景泰时，兵部尚书于谦对京营编制进行改革，于三大营中选精锐十万，分十营团练，以备紧急调用﹐称十团营。十团营由总兵官一人统领，监以内臣﹑兵部尚书或都御史一人为提督，现在由英国公张惟贤负责。
各营分设都督、号头官﹑都指挥﹑把总﹑领队﹑营队等官，京营规制至此一变，天顺初，罢十团营。
成化初，复十团营旧制，二年又罢，三年复置，且增为十二团营，其名为奋﹑耀﹑练﹑显四武营，敢﹑果﹑效﹑鼓四勇营，立﹑伸﹑扬﹑振四威营。十二团营由十二侯分掌，佐以都指挥，监以内臣，各团营又分五军﹑三千﹑神机三营，时人称为选锋。
正德初，十二团营仅选出六万零五百锐卒，于是调边军数万人入卫京师，名之外四家，又立东西两官厅，东官厅操练正德初所选官军，西官厅选团营及勇士﹑四卫军操练，从此，两官厅称选锋，而十二团营被称为老家。
嘉靖二十九年，罢团营和两官厅，恢复永乐时三大营旧制，不同的是三千营改名神枢营，其三营司哨掖等名及诸内臣俱裁革，而以大将一员统帅，称总督京营戎政，以文臣一员辅佐，称协理京营戎政。
其下设副参等官，凡团营两官厅之兵，悉归五军营，而宝纛令旗等项则仍神枢营，嘉靖后，三大营增设监视内臣﹐营务尽领于中官。
三大营是皇城的主要保卫力量，米柱就怀疑，当地的土木堡之变败得凄惨，败得傒侥，没有土木堡的勋贵集团覆灭，就没有文官势力的崛起。
后世还有什么“文官阴谋论”，甚至胡说“于谦策划土木堡之变”的论调在网上甚嚣于尘上。
米柱却知道，那就是死在土木堡的文官首脑和大有前途的高级文官，比武将勋贵们只多不少。
传统史学观点，均认为此战大败的元凶，是朱祁镇宠幸的宦官王振王公公，犯下了各种匪夷所思的低级错误，才导致大军覆没。
可是随着米柱对明代历史的不断深入研究，可以确定明代宦官仅仅是秉承皇帝意志的代言人，本身并没有足以左右皇帝的权柄，只是皇帝用来驾驭抵抗朝廷百官的枪盾，强如党羽满朝的九千岁魏忠贤，也仅仅是崇祯帝这么一个刚登基的新君就轻松拿下，太能说明问题了，因此土木堡之战的真正罪魁祸首，应当是皇帝朱祁镇无疑，而王振公公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他的进退失措、指挥不当背锅罢了。
在所有关于土木堡之战的相关记述中，朱祁镇这么一个成年人，整场战争中居然就像个王振的提线木偶，王公公怎么说，他便怎么去指挥群臣三军去做，全无半点异议，这怎么可能呢？
作为大明帝国皇帝的朱祁镇会智商低下、神智不正常？事事听一个下人的？这位神通广大的王公公，纯粹是在史书中某人的决策失误背黑锅？君看后来朱祁镇归来复辟之后，还为王振立庙纪念，就知他并不恨王振，而且有些怀念和感激--难为了先生为他背锅了。
所以，米柱可以断定，土木堡之变，没有什么阴谋可言。
土木堡之变后，整个大明王朝文武中枢，几近一扫而空，京城门户亦已洞开，经历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鼎盛时期的帝国经此一败，竟到生死存亡关头，正统十四年八月癸亥：时京师戒严，羸马疲卒不满十万，人心汹汹，群臣聚哭于朝，议战守，有欲南迁者。
大明此时未灭，有于谦等趁势而起，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只能说大明气数未尽，这个由一个有朱元璋、徐达、常遇春、朱棣、郑和、于谦、戚继光、王守仁、朱载堉、杨慎、沈练、李时珍、海瑞、高拱、张居正等英雄守护的大明皇朝命不该绝，在此危难时刻，有英雄挺身而出，拯救天下和苍生。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