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从天空中在风的扫动下倾斜而下，笼罩着这个不过十九户的村庄。
雨太大，村民们不得放下田地的农活，在雨的世界里静静享受一段闲适的时光。尽管外面风雨飘摇，可是气温却清爽宜人，最适合穿着着拖鞋，短裤，薄短袖，撑着伞在雨里游荡。
大人们打着伞穿过雨幕，来到老供销社里。供销社以前是政府经营，后来随着制度改革承包给私人用作商店做买卖。不大的供销社却有肥料种子、生活用品、衣裤鞋帽、零食百货，应有尽有。供销社在村里主干道中下位置，里面桌椅齐全。人们有空闲就会到这里来打纸牌，或者下棋，或者拉家常。哪家的牛吃了谁的稻子，哪家的儿女在哪里赚了大钱，哪家的小孩考了好成绩得了奖状，政府有什么新政策，等等的新鲜事，都可以在这里听到。这里就是传播消息的驿站，飞入每个人的耳朵。
凡诺随父亲来到供销社，看到几个比他稍大孩子在靠门口的地上打纸包。他三五步小跑过去，津津有味地看着。一个孩子把四角的纸包平放在地上，另一个孩子右手里捂着薄厚相同的纸包，对着地上的用力甩过去。随后，两个纸包撞击翻滚，甩下的纸包斜飞出，原本平方的纸包微微弹起，蹦着翻了了个身。甩包的孩子开心的把两个纸包都捡起，与左手上其他纸包叠在一起，其他孩子则迫不及待要开始新的轮次。
父亲在和其他大人聊天，凡诺隐隐听见姑姑的名字。
对于姑姑，凡诺从记事开始就没有见过本人，照片也没有见过。高矮胖瘦，脸长得好不好看，性格是什么样都是从大人的片言只语中拼凑起来。但所听大人们讲的关于姑姑的故事却是牢牢拓印在脑海中。
姑姑比父亲小两岁，父亲兄妹四人，姑姑最小。
爷爷是村里的会计。算账的时候，眼看着单据，算盘的算珠在手指的拨动下，噼啦啪啦几下，结果就呈现在算盘上面。姑姑还小的时候，最喜欢在这时找爷爷，从爷爷臂弯钻到爷爷怀里，坐在腿上，笑嘻嘻地用小手不停划弄算珠。爷爷在算账不想分心，便拿出几分纸币，让其去买零食糖果。
一九七几年的农村，能上学的女孩凤毛麟角，奶奶一直坚信女子无才便是德。爷爷说奶奶糊涂，坚持让姑姑背着花布书包，带着小桌子、凳子进入了学校。
学校授课语文数学，共一间教室，一年级至五年级同一教室，教师一名，学生十几个。老师正在教导哪个年级时，其他年级进行自习本年级的课程。虽说年龄大小不一的学生坐在同一教室里，显得高低、稚嫩不同。当老师在授课时却安静、井然有序。
姑姑是里面唯一的女学生，其他调皮的男孩子不时抓一抓姑姑的头发，时不时抢一下姑姑的书籍。姑姑偶尔急哭了，同教室的叔叔便出手教训。
乡下人靠种田生活，爷爷家里人口多，承包的田地也多，农活也自然多。大伯、父亲又在镇上住校念初中不能有所帮衬。
念完小学，姑姑便辍学在家。帮忙洗衣做饭，偶尔去田地里放牛。闲时拿起爷爷桌上的报纸细细得看了起来，看到陌生的字便拉着爷爷教她怎么读，看到外面的新鲜事有趣事便告知乡亲邻里。
后来姑姑结婚了，嫁到了十几里外的一个小村庄。每日油盐酱醋茶，日子倒也平平淡淡，不久生了一个儿子。呱呱坠地的孩子为家里增添不少热闹。姑姑看着熟睡的孩子，想着孩子长大后，玉树临风，学业有成，子孙成群，不觉地痴笑了起来。
在姑姑二十七岁那年。
有一日，姑姑生病了，觉得浑身无力。姑父便请村里的赤脚医生过来，医生提着老式木箱，里面无非一些退烧类药物。还有一些已经受潮发黄的纱带，剪子的手把上面乌锈点点。医生看着脸色蜡黄的姑姑，摸了摸额头，说是受寒感冒，开了几副药就走了。
接下来几日姑姑不但浑身无力，还开始发烧。姑父再请医生，医生也还只是给了些退烧药，便再无其他。说药吃完烧还不退就要去县城医院看看。
姑姑躺在床上，头发凌乱地散开在枕头上。头发油光闪烁，白色头皮屑掉在枕头上，像是山上不散的雪花。刘海四散弯曲，有的遮住脸，有的贴在脸上，有的散开遮住在双耳，身子无力地蜷缩在被窝里。
退烧药吃完，姑姑两眼无神，身上忽冷忽热，偶尔还不时浑身抽搐。姑父一看吓坏了，连忙找来拖拉机，拉着姑姑到县城医院。
医院经过检查，说病情拖太久，发烧太久，医院此时也无能为力了。憔悴的姑父看着病床上两眼无神的姑姑，想着还在嗷嗷待哺的孩子，泪水覆满眼眶，滴向医院破旧发黄的地板。
拖拉机“脱脱脱脱”轰鸣的声音，响在孤寂的泥泞的小路上。拖斗内被窝里的姑姑，嘴唇不停开口，身子忽而抽搐，不知是自身缘由，还是地面坑洼摇动拖斗使然。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