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复和李彭转身回到府中，立即去拜见李憕。李憕正在看这几日尚书省传来的几份公文，见二人进来，笑道：“现在来找我，一定是有事吧。”
李复行礼罢，道：“使君说的没错，后生此来，是向使君告辞的。”
李憕一愣，放下手中的公文，问道：“此是为何？”
李复道：“后生自来到使君府中，已有二十余日，幸得使君照顾，后生感激不尽。但总不能一直寄居使君府中，虚度光阴。今日偶遇鲁县元结元次山，相约共赴大业，所以前来向使君告辞。”
李憕道：“元结此人，我倒是听说过，他师从名士元德秀，也算一位君子。但不知李郎欲与之共创何等大业呢？”
李复便将准备改良诸事，举工经商等讲了，但未提兵乱之事。李憕听了许久，道：“李郎说的这些，我觉得确实可行，也定能由此发达。但以李郎一身才学，仅仅做一商贾实在太过可惜了。”
李复听了，知道李憕心中“士农工商”的等级之分还是有的，之所以认为商贾者不如学术之士，完全是因为历朝历代“重农抑商”的思想。“重农抑商”，首倡于战国中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其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真正从政治上提出抑商，并在理论上作了发挥的则是战国末年的韩非，他在《五蠹》篇中，称“工商之民”是无益于耕战而有害于社会的“五蠹”之一。之后，汉高祖刘邦即位伊始，即下贱商令，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本人及子孙“不得仕宦为吏”。隋和唐初，都曾重提汉初贱商之令，禁止工商业者入仕为官。如太宗初定官品时曾说：“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俦类，正为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高宗时还仿刘邦之法，对工商业者的车骑、服饰等作了规定，“禁工商不得乘马”，只准穿白衣，不准著黄等等。
但实际上，有唐一代，对商业和商人的限制并不严厉。唐初的贱商令，从根本上讲是徒有其名，并无其实。它不仅对富商大贾不起丝毫作用，反而因为朝廷实行减轻商税政策，使那些名不列市籍，身不在市肆的富商大贾们，不但不受贱商令的限制，而且利用有利的经济形势，大展宏图。因此，唐建立不久，商业就得到了蓬勃发展，商业资本迅速膨胀，以致出现了许多像邹凤炽那样“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的富商大贾。也有了天宝二年韦坚在广运潭展示数百船各郡有特色的商品，其琳琅满目，数不胜数，可见商品之丰富，工业之发达。
贞观年间，颜师古为秘书少监引富商大贾为校书郎。校书郎一职，地位虽不高，但属清要，一般入仕都在举进士之后任。富商大贾入秘书省为校书郎，以商贾而入清流，可见地位已不一般。则天皇后时，张易之在内殿设宴，请蜀商宋霸子等数人入宫为博易的游戏。富商堂而皇之进入皇宫，没有一定地位是不可能的。虽然后来被抨击，但毕竟是进了皇宫，在“则天皇帝”面前抖了抖威风。到中宗时，贱商令已开始被卖官令所代替，其时用钱三十万“则别降墨敕除官，斜封为中书”，“遂使富商豪贾，尽居缨冕之流”。工商杂流竟能入仕，此时商人阶层已开始在政治上有一定地位。
但商人地位的低下由来已久，司马迁曾说“行贾、丈夫贱行也”。士子学士以商人重利轻德，对商人的印象都不是很好。李憕此际的言语就代表了士人对商贾的看法。
李复知道需要改变商贾在李憕心中不佳的印象，不然今后李彭想随其一起做事也有麻烦，便挖空心思，仔细斟酌，说道：“使君切勿此看。历朝历代，重农抑商都是有一定原因的，秦商鞅变法提出抑商，是因为其时秦国农人十分缺乏，已到了免征十年赋税招徕三晋之民“使之事本”的地步；另一方面，城市商业活动却很兴盛，所以商鞅要抑商使之归农本。而商鞅抑商政策的实质，一方面是发展官营商业，另一方面则在于禁止影响正常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奢侈品生产，以调整农商人口比例失调的矛盾。他说‘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这里的“末事”，是指那些奢侈品生产，而非一般的商业。对于商业，商鞅曾给予过充分肯定，他说‘农、商、官三者，国之常食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商鞅显然明白商业在流通方面的作用，认为它与农业、官吏一样，是国家不可或缺之物。”
“到汉高祖刘邦下贱商令，还颁布了‘轻田税’令，中经惠、文、景诸朝，直到武帝时，还打击商贾，这是因为汉建立之初，万象凋敝，农人十分缺乏，农业‘户口不得而数者十二三’，经济衰败。可是，一些商贾和豪强却仍在兼并土地，掠夺人口，‘商人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所以才采取了抑商之策。但随着社会经济之恢复，抑商政策就逐步松弛。到惠帝、高后时，商人‘乘坚策马，履丝曳缟’已成合法。而我大唐实行的经济政策很是开放，朝廷实行减轻商税之政，正说明了我大唐对商贾并无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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