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自己能够将现代的科学知识编篡成书，将来可以发行天下，但自己还需要编一本书，讲述一个辨别事物的办法，一种思考的理论，换句话说，就是科学的方法论，让大家认识到有必要通过实验来证明一个理论，并形成一种体系。当然还有逻辑学，将这一门工具性质、基础性质的科学提供给大家。虽然它不能直接提供具体的科学知识，但能够为人们获取知识，表述、论证思想提供必要的逻辑工具。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此使大家来自行确立新的思想才是真正恰当的办法。
自己最初要做的，就是将以前被认为经典的，不可动摇的东西打破，使人们知道，只有灵活的对待和应用古人的思想，才真正适合一直在发展着的社会，而表达这种思想的，当之无愧应首推这《史通》一书。
刘知几作《史通》，就是把经书作为史书史料看，以平常心对待这些神圣经典，这才是对这些经典的真正重视与解放。自西汉中期儒术独尊之后，儒家经书就被抬到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从而影响人们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整理，而刘知几在《大家篇》中认定，《尚书》、《春秋》、《左传》皆为史书，并不应因为经孔子的整理而神秘。他对儒家经典背景的人文主义解释，有助于消解儒学的神秘主义因素，另一方面则开启对儒家经典本身的怀疑思潮，而怀疑是学术进步的必要前提。
历史上安史之乱后，大唐元气大伤，国势一撅不振。儒家学者痛定思痛，总希望从学术上回答何以“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十年不复”。反思的结果，他们承认是儒学自身出了毛病，以明经为基本特征的经学化儒学除了为儒生们提供食禄之资外，似乎无助于纯洁道德和解决社会问题。所以安史之乱之后的儒学思想家，几乎无不关注科举考试的改革以及纯洁士风等问题，都在做重建儒学道德体系的努力和尝试。若那时做出变革，定能有成。．knsh.比如在科举之类上稍做变动，自然能够纠正之。《新宋》所述“罢诗赋诸科专以经义、论策取士”，则天下士子便将诗赋作为旁门左道，就是这个道理，毕竟人都是趋利的。
好在不是回到宋代以后，李复竟有些笑意，毕竟唐代儒学还不是那么坚不可破。自汉代儒学重在明经，魏晋儒学重在义理，南北朝诸儒所倡导逐字逐句注释经典的“义疏之学”，唐代儒学则加以继承。虽说唐统治者对儒学是尊重和提倡的，然而由于儒释道三教冲突与斗争，在唐朝建国之初，原则上定立的是以儒释道三教并举作为思想文化领域的基本国策。
如果回到宋代以后，在思想的改造上可不仅是“艰难”可形容了。宋代理学的兴起加上后来明清的八股取士使儒学陷入了教条主义，以至于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有宋以后，再想动摇儒家的思想那恐怕是万万不能了，尤其是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便再无人敢轻提“变法”这二字了。有宋一代，常有矫枉过正的举动，见了唐代后期藩镇割据的悲剧，就实行“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军制，造成了军力的低下。
思想的变革就如此决定，李复翻着手中的《史通》，想不到如此复杂的问题，竟从此书迎刃而解了。先印《史通》，再加以评说，然后编制现代科学新书，一步步来改变人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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