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兄妹八人，我是老大，挨肩的是妹妹甘草、二弟黄连，三弟黄芩，四弟黄柏，五弟黄精，最小的是两个妹妹艾草和荷香。父亲的工资是每月43元，母亲是旧社会过来的小脚女人。甘草、黄连在村子里上民办中学，黄芩、黄柏、黄精、艾草、荷香都上小学，我上高中，紧靠父亲的工资艰难地维持一家人生活。
我上初中时，家里无米下锅，我背着白菜疙瘩做的小豆腐去上学。那年头，吃过树皮，玉米芯，花生皮。上高中时好了一点，背的是地瓜干和母亲用鲜地瓜秧做的小豆腐，地瓜面摊的黑煎饼。地瓜饼最难咬，干了就像铁片咬不动。学校里每月补助11斤粮食，有三斤的细粮，我把它换成馒头票，每星期天回家带回两个馒头，给兄弟姊妹分着吃，解解馋。为了每天能吃上点油星星，家里就用油把盐粒子炒了，每天晚自习后饿了就用开水冲着喝，上面漂着油花儿。
家门外柳树上挂着一口生铁钟。早晨敲钟是安排生产队的活计，中午是催人出坡，晚上是集合开会、记工分。生产队是靠工分分粮吃饭，我从十一岁那年就在暑假和星期天给生产队割草挣工分。开始不会割，常常割破手，血会把草染红。割满了筐，扛起来，只见草筐不见人。在喂牛的饲养院过了秤，10斤鲜草能挣一分，算是我们家唯一的劳动力了。
我上初中时有了些力气，挑草筐压断过扁担。
1968年，我没有机会参加高考，悄无声息地回到故乡。当时的顺口溜叫：“上学十二年，回家种农田。”回到那贫穷荒凉的小山村时，我内心的狂热被迎面吹来的山风吹凉了，什么考大学当作家，什么调干，全被风吹走了。
家里决定让我娶媳妇。父亲说：“黄草，娶媳妇吧？”
我面前的路是暗淡无光，已陷入困境里。在这种心境下，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结婚的事，第二天便把她从卫生院叫回来对她说：“家里让结婚！”
“你不考大学了？”她脸上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不让考了。”
“嗯哪……”
“你同意吗？”
“俺不知道。”
她不再吱声了，疑惑地忽闪着眼睛看我。
“那就定在五四青年节结婚吧。”
她眼睛巴眨了巴眨，没再说话，莞尔一笑。
举行婚礼那天，我把上学时穿的褂子洗了洗，那褂子前襟上有个白斑点，怎么也洗不下去，是做化学实验时溅上的药水。下身是一条青蓝色破裤子，没有腰带，临时搓了条细麻绳扎了腰。借了辆自行车驮着她去公社驻地照相、领结婚证。当时，我掏不出两角钱的结婚证钱来，羞得满脸通红，她赶紧掏出钱交上了。
她娘家也没什么陪送的，她姑送她一个放衣裳的柜子。
我们的新房选在了西堂屋，用纸扎了个顶棚，床上就两床被子，无桌椅板凳。婚礼没贴喜字，简单的甚至没有一块红盖头。
新婚之夜，两人静静的不说话。后来还是她先打破了这尴尬的沉默，她说：“我会弯腰，你信吗？我能把头弯到脚。”我还没回答，她起身就把柔软的细腰弯了下去，而且头真的顶到了脚面。
我说：“快停下！”
两个人开心地笑了，那笑声里充满了单纯和幸福。
结婚后，妻子挑起了家庭的生活重担。她身条高，也有力气，镢、镰、锄、锨都拿得起、放得下，没干半月，老队长就夸她：“干活能杀下身子。”妻子下地、做饭，洗碗刷锅喂猪，忙碌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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