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两座山走不到一起，两个人是有可能走到一块儿的。朋友的“朋”字，就是两个月亮走到了一起。
在牛山矿务局做代课老师期间，巧遇故友了孙石。
来矿中第二年，孙石从地方上调到矿区。我们在一个教师会上相遇。他见了我诧异地问：“黄草，你怎在这儿？”
我也很惊讶：“你怎么来啦?”
牛山矿务局是个国有企业，企业内部是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与地方的联系不多，学校也是企业办的。当时，地方上的派性斗争很激烈。孙石为了躲避斗争，调到牛山矿务局来的。
他才调来时，被分配到语文组教高中语文，没有安排宿舍，临时和儿子苹果住处在小学部办公楼上。有一次放学时，苹果邀请我到他家做客，我犹豫了半天，最后想也该去叙叙旧，就随苹果去了。
他爷俩生活也很艰苦，是玉米稀饭煮地瓜，他见我去了，一面和我打招呼，一面拿眼睛瞪儿子，那目光尖利，语言尖刻，开口骂儿子。苹果是个老实的孩子，脸膛红一阵紫一阵的，总拿眼睛看我。我感觉出孙老师这是嫌弃儿子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邀请了我，我后悔跟着苹果过来了。
忍耐二字，是我的人生最大的弱点，也是我人生最大的优点。可能是由于长期处于生活的低谷，过惯了人下人的日子，一般不与别人发生正面冲突。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许多时候都是选择默默的忍耐。客观上这叫宽容，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自己在面对生活劫难时，已习惯了忍受而别无选择。
那顿饭我吃得铭心刻骨，只吃了一块地瓜就回了办公室。从那以后，我很少去他家，也从不和人谈及他的过去，当别人问起他的情况时，我总是淡然的一笑。
和孙石相识非常偶然，我高中毕业前夕，有天晚上，一个孩子在学校门口摔破了头，我问孩子是什么地方的，他说是孙家庄的。孩子不知回家的路，我就背起孩子送到孙家庄的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就是孙石家。此偶然的相遇之后，我与孙石成了老友。
孙石在汶县教书时，认识了木材公司的一个女会计。下雨天在路上偶遇，他用自行车带着她进城，并把雨伞借给她，雨过天晴后，那女孩子来送伞……俩人就此相恋，爱得死去活来。但由于双方父母的反对，生生地拆散了这对鸳鸯，他调了回来。
现在的嫂子姓王，是个小学老师，是位善良、诚恳的人。孙老师进矿中不久，王老师也调来矿区，在局机关小学任教。似乎两人性格不合，常打嘴仗，吵得面红耳赤，我常去劝架。
孙老师的父亲是有名的商家，在镇上有许多商铺，是个精明的商人。为此，他家遭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和诬陷。他家族的遗传基因是极优秀的，他弟弟孙杰考入了清华大学，学的远距离控制专业，原在石家庄的军校当教授，后来调南方军区，是个师级干部。
那时候，学生们一轰而起，又一轰而散。就象风卷残云，该下乡的下乡，该回家的回家了。我回家劳动，从此再没有了孙石的消息。
有一年的除夕，天特冷，又下了场大雪，路上都结了冰，按乡下传统的风俗，乡亲们已经在黑天后请完了家亲。我母亲已准备好了上贡的菜肴，村子里已响起呯呯叭叭的爆竹声，年味正浓。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孙石老师在那样的一个时刻，慌慌张张地骑着自行车进了我的家门。
那时候我和妻子住在南屋里，正准备菜肴去和父母过年，在昏黄的油灯下我接待了他。他打量了一下我贫穷的样子，直言不讳的说：“黄草，我有事求你来了！”
我大吃一惊，我一个落魄的穷学生，能做什么事情呢？听他讲述才知道，他现在县城南的岸村小学教书，在给学生讲课时，出于内心的不满，一激动在课堂上说了不该说的话，随即就有人把他举报了。
这是非常严肃而重大的政治问题。孙石老师说，他已打听清楚，我二姑父本家同姓的侄子在派出所当所长，此案由他负责，让我去找我姑夫给他去讲讲情。
看着孙老师的可怜样子，我心软了，当即答应去试试看。
我们从家里出来时，乡邻们的爆竹声已响成一片。路上很滑，两人踏雪而行，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二姑夫家离我家有四里路，敲开他家大门时，全家正在吃年夜饭。我替孙石老师讲了那件事情，并替他打了包票，说他当时讲课时是说溜了嘴，并非真的反动，务必请二姑夫找他侄子去讲情，宽容他这一次……
碍于我的面子，他们答应了此事。
当我回到家里时，午夜的家庭宴会已经结束，母亲埋怨我说：“大年夜是不能出门的，若碰见迎财神的是要倒楣的！”
我说：“现在谁还敢迎财神啊。”
我领着孙老师认识二姑夫后，孙老师又做了些工作，最后他没有坐牢。
和孙老师是老乡，现在又是同事，我小心翼翼地和他相处。他是通过正规手续调进来的公办教师，我是临时代课，身份不同，自然身价也不同。我还是寡言少语，埋头业务，力争精益求精。言谈不论人非，唯恐得罪了哪里路神仙。
孙老师酗酒，时常喝醉。有一吹喝醉了，痛哭流涕地满校园转，见了男老师喊哥，见了女老师喊姐，大家都躲着他。
喝酒无度，总是要惹事生非的。有一年夏天，他酒后去上课，在课堂上不知讲了什么，亦不知怎么惹哭了一位女学生。殊不知这女学生的爸爸是局里的大领导，这一下他可惹了大祸，那女孩子的父亲找到学校来，要学校处分他，甚至开除他。
他听说后吓得屁滚尿流了。当天晚上找到我宿舍里，说：“黄草，此事只有你能帮我！”孙老师看似胆大包天，其实他胆子很小。我一个临时代课的老师，无职无权无地位，怎么能帮呢？他说：“听说你和培训部邴部长关系不错，你去找邴部长给我讲讲情。”
不等我说话，孙老师接着说：“你见了邴部长就这样说，孙石知道犯了大错，现在想自杀寻死……”
我犹豫了半天，碍于老乡、老大哥的面子，答应去试试看。那时我穷困潦倒，每月43元的工资，带着两个孩子上学，还要去买化肥、农药……但去找人家总不能空手吧，就买了些饼干点心之类的东西。
和邴部长关系，是彭树处长介绍的。结识后很谈得来。他是个为人正直的高级知识分子，华东矿院的教授留在矿务局的，是个工作认真、对人热情诚恳的领导。在牛山矿务局这段人生道路上，邴部长帮了我许多，送过我许多粮票，为我转正的事，给局里领导写过许多报告。
为了老孙大哥的事，我去找了邴部长，按照孙老师的说法，讲了他嫌丢人，不想活了事，并说孙老师决心终生戒酒，今后滴酒不沾了。邴部长听后笑了笑，只是点头。后来还真对孙老师做了从轻处理，只让他在学校职工大会上做检讨，没有处分开除他。检讨书也是我帮他写的，我问：“大哥，写上终生戒酒吗？”
他说：“写上！写上！”
我说：“写上滴酒不沾了？”
他说：“写上！写上！”
事情过后不久，他仍然照喝不误。
常常在中午下班时喊住我：“黄草，到你那里喝个酒吧？”我说：“好，你来吧。”
自己再贫穷，也不能谢绝吧！于是他便带一斤豆皮来，我准备酒菜，倾囊相待。他到我家来是客人，一家人对他是尊敬的，他酒足饭饱，喝得眼睛露出红丝时会常说：“黄草，天下真是无巧不成书，谁知道在这儿我们又走在了一块哩……”
我后来离开学校，重新悬起洪德堂这块牌匾，传承于氏中医，和孙老师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他依然嗜酒如命，偶尔见一面，他常骄傲的问我：“兄弟，你大哥这辈子喝的酒够一火车了吧？”
孙大哥退休后，患直肠癌而死去。他一生不缺聪明才智，甚至头发梢上都挂满了智慧，却被世俗和浊酒淹没了，甚是可惜。
我们都是生命的过客，苦也好、乐也罢，一段旅程而已。人活法有千万种，但必须活出自己的精彩。
车子不倒继着推。我的生活就象我骑的那辆破自行车，每天都不停的转动。一头是在学校，备课、教课、当班主任。一头是业余创作，每天黎明要开始写作，每天坚持两小时，积少成多啊；一头是星期天回家帮妻子种地。没有脱掉老百姓的身份，种地是本钱啊，一家人要吃要喝，还有生病长疮，孩子上学。
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学校总是召开教职工大会。校长要总结本周的教学工作，书记要讲教师和学生的思想政治问题，教导处要调整课程表……
周末的会，总是开到天黑。会后要点名，我不能早走，就坐在角落里，心里盼他们早一点讲完。我常常听不清他们讲些什么，那一刻我心里想的是老家的事情，盘算着明天去地里干什么活。
散会后，我下楼骑上自行车就往回赶。七十多里地，在黑漆漆的夜色里骑两个多小时。蜿蜒的山路两旁，到处是荒草野坡，心里紧张，就在车座上插把斧子给自己壮胆。偶尔碰到个人影，更是麻杆子打狼两怕。
妻子等我归来，手里忙着家务活，耳朵听着窗外的动静，坐在屋子里就能听出我由远及近的脚花声。
那年刚分了责任田就赶上春旱。我家的地分在雨山脚下一个叫石头坡的地方，开春栽地瓜，妻子已把垄沟整起来。裁瓜苗是个技术活，要用手在垄沟挖出个土坑，顺势把瓜苗放在里面，浇上水，再用手捧土轻轻地把苗根掩埋好。
山上无水，浇苗的水是从山下一个叫石鼓石锣的沟子里，一担一担地挑上来的，沉甸甸的担子压在肩上，有一百多斤重。一走晃三晃，扁担吱吱响，两手抱扁担，斜歪着身子挑到地里。挑空桶是下坡，沉桶是上坡，挑了三趟，肩头已磨肿了……
过去麦收，是农村一年之中最忙碌的季节。要穿种玉米、要收割、还要保苗。我家收割麦子在星期六夜里进行，妻子早早地备好镰刀在麦地里等我，我骑车直接去地里，狼吞虎咽的吃几口干粮，便下手割麦子。我天生不是干农活的一块好料，不会揽麦绺子，麦穗尖总刺扎我的脸，割不了半小时就累的腰酸腿疼。妻子割起来快多了，嗖嗖嚓嚓，不一会儿就割完一畦子，然后从那头帮我割过来。
妻子说：“指望你干活啊，得饿死！”
麦子割完，第二天找车拉麦子，这下我浑身的力气派上了用场，像老黄牛一样驾着地排车，哼哧哼哧的把麦子从地里拉出来，麦子车像座小山一样，摇摇晃晃。
麦子脱粒需要排队挨号，等把麦子脱完运回家时，公鸡已经啼鸣了，树上的黑玛哨鸟也唱起来了，妻子赶紧做了碗荷包鸡蛋面，让我吃了往学校赶。
麦收期间，回到学校后就打瞌睡，一个星期都觉腰酸背疼。
天气干旱，老天不下雨，夏玉米无法播种。星期六晚上到家后，妻子就说：“明天咱俩挑水去点种玉米。”
点种玉米和裁地瓜差不多，妻子刨窝下种，我负责挑水、浇水，二亩地足足干了一天，傍晚回家时已是筋疲力尽了。
“赤日炎炎似火烧，庄家禾苗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小苗出土后，老天仍然不落雨。为保住玉米苗，我每个星期天都往回赶。一星期挑水浇一遍，待到下星期回来时，玉米苗的叶又干枯了。我常常望着炽热的太阳生气，摸摸地下的土，已经干酥了，从玉米里走过，要趟起一片白烟。苗长到半尺时，叶子干的看上去用火柴能够点燃。为了保住玉米这季收成，只能拼命地挑水浇，肩头的红肿慢慢变成了厚厚的茧子。一家人的希望就寄托在那片焦枯的玉米苗上。
那年，村里的喇叭里传来的“抗旱，抗旱，人定胜天！”的口号，不分昼夜地回荡在田野的空气里，但最后人还是败在了大自然面前，用汗珠子泡起来的玉秸上结出的玉米棒，一个一个的比知了大不了多少。
深秋的山风，象磨盘压住狗耳朵的叫声，呼啸着刮过山麓，刮过盘河，刮到地瓜田里去。地头上的白茅草穗，颤颤抖抖地摇晃着。一群灰蓝色的喜鹊惊恐地拍打着翅膀飞过去了，野鸡的叫声夹杂着地虻牛鸟嘹亮的号角，从远处传来。
我和妻子天不亮就到田野里，要借星期天收完那二亩地瓜。季节不等人，刨地瓜后要把地翻好整平，播种冬小麦。
人们在起风鸟亮开嗓门唱歌的时候就爬起来，到傍晚毛头鹰叫起来的时候，大家仍劳作在田里。我抡起锄头刨地瓜，吭哧吭哧地一口一口地憋着气。黄蒙蒙的风沙掺合着黑蓬蓬的泥土抻到脸上，汗水和着泥土从脖颈里淌下来。风沙迷住眼睛的时候，只能用手背揉揉，泪水、汗水、泥水沾满睫毛。
妻子在前面弯腰趴身砍着地瓜秧子，一镰一镰的削下来，再一绺一绺地从泥土里拽出去，悉窣地拉到地头上去。
天旱了多半年，深秋下了场大雨，地瓜沟里很粘。黑乎乎的泥巴粘满锄头，刨两镢停下来抠一次。汗水褟湿了半截褂子，直起腰来掀动毛衣，透心凉的山风钻进腰间，脊梁骨上冷冰冰，粘糊糊。
中午吃饭的时候，风刮起来，把满地的瓜叶旋着圈扬到半空去。天空灰蒙蒙的，黑咕隆咚的老云头从西北卷上来。我把地瓜秧子拽起来，垛了一道挡风墙，夫妻俩开始在里面吃饭，我抬头望了望云朵。
“可能要变天啦!”
“变天也得刨！在地里冻了淋了会烂掉的。”
我哑然无声，满手泥巴摸煎饼啃。二亩地瓜，要经过砍、刨、拧、擦、摆五道工序，才能晒在地里。这些地瓜连着我们的心梗子！春天，造土床育地瓜苗儿，又一滴水一滴汗的把苗儿一株株裁活，天旱了，又一株一株的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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