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的深秋，我收到京城苗老寄回《杏花院》手稿和一封长达6页稿纸的改稿意见。
苗老的名字叫苗培时，是清河出版社张良社长推荐我认识的文学老前辈。我对苗老了解不多，只知道他曾是鲁迅的学生，后来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是延安鲁艺毕业的学生，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中国大众文学的领军人物，虽然已退休，仍是中国煤炭文学创作基金会的会长。
我按照改稿意见，开始重新修改《杏花院》，从深层次上挖掘农民的劣根性和我们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当时我正送高三毕业班，又是班主任，工作特别忙，只能在深夜和天亮前两小时进行改稿。夜里睡前打好腹稿，第二天黎明前起身动笔。
这部作品的第一稿是在石鼓盘村写的，当时坐在床上用膝盖顶一块木板，木板上放稿纸，点一盏如豆的煤油灯坚持写作。现在毕竟有了电灯和一张写字台。朝东的一个窗户，能透进一缕晨光。
我用了一个冬天的黎明，大年初一那天，总算完成了《杏花院》的三稿。年后的日子是忙碌的，拜年，招待客人，走亲串友，一直忙到初五，赶回学校时已经疲倦不堪了。农历十二高三的学生要上课，我决定初六去京城送稿。
山东人常说：“待要走，三六九”。一般外出的人们大都选在初六动身，为的是图个吉利。
初六一大早，我和妻子带着书稿和事先准备好的香油，核桃和花生，匆忙出发了。东岳火车站，买不上进京票，一直等到夜里11点多，才等到一辆从上海去京城的过路车。上车的人群拥挤，我和妻子拼死拼活，竭尽全力死抓住火车门的把手，总算挤了上去。
一进车厢我就跌倒了，几个男子汉把我踩到脚底下了，人拥得水泄不通，我爬不起来，只有呼喊，声嘶力竭的咋呼：“踩死人啦！踩死人啦！”
任你怎么喊，都无济于事。快到济南时，我已没有了力气，呼喊声变得微弱起来。妻子一直拉住我的胳膊使劲拽我，疯一般的骂着：“滚开，私孩子，踩着人呐！”
终于在火车到达济南站时，她拉我挤进了门口那间厕所里。
我头上汗珠如豆粒般滚下来，衣服快要塌透了。心慌气短，胸中憋闷，在昏暗的灯光下，面色变得苍白，发紫的嘴唇也哆嗦起来。
妻子说：“不行，咱得下车！”
我说：“怎么下啊？”
妻子说：“咱们从窗户里跳下去……”
火车在济南站刚停下，妻子不知哪来的力气，打开厕所的窗子，从那小窗户里爬了出去，她脚落地后，又用手抓住我的胳膊把我从窗口死死拽了下来，我的胸口开始针扎一样疼痛，当她背起我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黎明，我从昏迷中醒了过来，妻子用一只胳膊揽着我，另一只手在用矿泉水瓶给我喂水。
“你犯了心脏病，昏迷了半夜……”妻子边擦着泪花边说着。我看见她的脸色苍白，头发散乱，泪水顺着脸颊流淌下来。
我苦笑一下，问：“那部书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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