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善美是哲人一生的向往与追求。(看文字手打小说就来-中文网.Se)说**社会是人人自由、人人幸福的社会，不如说是实现真善美的社会。找个真善美或许很难给人带来幸福，却能使人思维清静，提高人的自我认识觉悟，带给人智慧。
如果不是客观世界抵制丑恶，人们或许都想变成丑恶。因为丑恶意味着可以不劳而获，可以坐享其成，人生转眼即逝，找了真善美都不能给人带来幸福，把脸上打扮成丑恶，会战路上遇到的种种丑恶“鬼”“魔”，又有何妨？
旧社会的某个强盗头子说：“当我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你敢不叫我大王，不说我做事正当吗？”
一个武装到翅膀的强盗，有些日子与某地的人们谈笑风生、和睦相处，并承诺他永远也不会伤害某地的人们。某地的人们听强盗说得这么诚恳，把可以用来对付强盗可与之抗衡的武器都搁置在一边了，对强盗的戒备心也没了。他日，强盗突然闪电般地袭击某地的人们，致使他们无一生还。过后此强盗在另一个强盗面前洋洋得意地说：“当你把某处的人们全部消灭了，某处的人们是不会说你守不守信用、讲不讲道义的——活者为王，死者作寇，这就是真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1937年12月南京，有这么一个事实景象：日本法西斯两名军官野田和向井进行过一场杀人比赛，每人各杀了100多名中国人。在这场“杀人比赛”死去的200多名中国人中，没有一人说野田和向井是吃人野兽，没有一人说他们的行为是丧尽天良罪恶滔天的。60多年后（1999年），却有一个（或者有几个、甚至千千万万个）活着的中国人把野田和向井说成是“狭义社会病毒”——这两个所谓的人构成对我等200多名中华民族同胞的“用功”，只能各算是一个在短时间内分别令100多个生命死亡的超毒“病毒”，这两个所谓的人的丑恶性与此“病毒”（类比假设中的恶劣狭义社会病毒）的丑恶性无异。
在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上，人们不会忘记一个美丽的名字：刘胡兰。1947年，以阎锡山为首的反动军队在山西省文水县的云周西村将刘胡兰用铡刀杀害了。如果不是后人肯定刘胡兰是为**事业光荣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阎锡山的反动军队或许会因此载入遗臭万年的超级英雄史册——一个弱小单纯而幼稚可爱的女子，在狭义社会病毒面前，生命却又显得那么坚强、成熟而伟大，直至上升为真理、正义事业美丽之精华！
狭义社会病毒是不怕人谴责、唾弃的，也是不怕正义复仇的。因为狭义社会病毒有其固有的逻辑：“当你把全部的对立人们都消灭光了，是没有人会说你卑鄙无耻、手段阴险残忍的，胜利活着的人就是天下最好的人。”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七三一部队”（狭义社会病毒）用“实验”法活活害死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国人，他们是不会跟中国人讲什么“道义”的，他们凶残毕露的野兽面孔面对“实验”中活生生的中国人是不用戴什么人性面具的。等到世界上要“实验”的人都“实验”光了，“七三一部队”（代表首领石井及其成员）就成为世界上最光荣的人了，就可以戴上罪恶深重的“狭义社会病毒——劣性病毒”的双重桂冠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墨索里尼用法西斯手段结果了一个又一个本国和他国人的生命，他是不会怕恶有恶报的，他相信：“当我得空军、海军的马达声压倒了世界上的一切声音，当我的影子变成了世界上空的‘太阳’，人们是不敢说我的不是，不敢不向我低头哈腰的。”
“活者为王，死者作寇。”——这，就是残酷、卑劣狭义社会病毒在社会上兴邪风、作恶浪吞噬人性的思想、行为指导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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