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连对本地百姓没有张泽华那样缺乏信心的董大勇等人也没有想到：原本只是做整个黄安县群众运动“探空气球”的城关镇，在事先稍有准备和安排的情况下竟然能事半功倍到这种程度。
当一支强悍的武装刚刚表明了态度的时候，就迅速引燃了这个挤压已久的“革命火药桶”、不仅仅是城关镇、整个黄安县方圆近百里的四五万百姓、大概接近县南富裕地带以外中北部“穷苦带”近半的家庭都有人前来亮明了立场，这还是临近秋收的时候。根本不用张泽华事先准备的那些套路和“前戏”，整个过程就顺利的展开。
张泽华本以为两世为人见多识广的自己本就早已过了青春躁动的年纪，虽然有政治上的野心、却对政治本身理解的透彻看的很开了。可在这个时候，曾经那遥远的初心却重新坚定起来。
的确，并非所有地区的百姓都有革命的意愿和像黄安县这么深重的矛盾，不少国人就算经历了五四运动、到了抗战时期甚至新时代也依然是暮气沉沉。不知道自己的精神和灵魂在哪里，应该将信念或信仰归属哪里。做为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人口比欧美之和还要多的超大型民族、这实际上是具有合理性的某种自然历史文化演进的必然结果。
但是如果在这样一个整个民族走向谷底滑向深渊的年代、不搞阶级斗争、告别革命、主张调和论、还搞改良主义田园牧歌那一套。整个社会和民族的灵魂从哪里来？军魂真的是靠鼓吹民族主义和冯玉祥式的主角作风表率就能够在这样一个超大型、世俗化理念深入骨髓的社会重建的么？不管以后的中国走向何方、实行什么样儿的道路，至少在近代：军战求强、建立主流信仰是第一位的目标和要求、其他一切政治偏好和愿景都要让路。没有不过时的永恒理念，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需求。
否则哪怕做到蒋校长那个“五千年来盖无第二人也”的自我宣传高度，打赢了抗战入了五常又如何？没有抗美援朝或越南战争级别的表现和能量、不吓的朝战刚结束不久的赫鲁晓夫在德国记者面前重喊黄祸论，依旧会是一个美苏共同驻军、国土依旧面临沦丧危险的半殖民地，对1900年以来的整体格局不会有丝毫的改善。
大部分地方的人民如果说什么都不愿意革命、那就依靠少数革命条件优越的地方；大部分地方的人民麻木不仁，那就让民众并不麻木不仁的地方充当中国的脊梁。德意志不过六七千万人口，如果有希特勒时代的战争伤亡承受力说不定就能在内燃机战争还没有来临的时候单挑世界打赢一战。不计人口增长，此时中国有四万万民众、考虑到更加年轻化和弃婴带来的高比例男性化的人口结构、十分之一地区的民众有效利用起来，就是一股具有决定性的能量了。
此时：一首名叫“我的家乡”似乎已经唤回了不知几个千年未找到的灵魂，从少年战士们到不远几十里路赶来的民众让数万人心潮澎湃。很多人也都认识到了一位看起来精瘦朴实、气色因为多年来艰苦朴素的江湖生涯一点儿也不脱离这个年代中下层百姓的年轻领袖：人民军的将军，张泽华。
“这首歌真的是张将军编创的？张将军真的神人奇才！”
“没有错，我听过很多地方的乡曲小调，还没有这么扣人心弦却又贴合现实的旋律。”
“少见多怪了不是？我们将军在军营里教了很多从未听过的歌曲，还有比着更令人激昂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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