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华，儒河终于重现天光了，而且你现在护坎一砌，比以前更好了。”郑成荣欣慰地说：“我没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前些年，看到河不像河，溪不是溪，我的心很难受啊。现在我希望，三座桥下的水陂，能修好，那样才能保护好那三座桥；还有就是那个水呀，什么时候可以像我们以前一样清澈？什么时候再有满河鱼俚的时候？这是其二；第三呢，我希望你能把那个土楼修好。”
“土楼？”如果说前两条，绍华还能理解大伯的心情，那么扯到土楼，他就有些不理解了。
“土楼是我们整个郑屋姓郑人的，我们的唯旺公当年花了这么多心血建起来，几百年了，不能在我们这代人手上败了。”郑成荣叹息说。
“土楼那么大，要很多钱来修。”郑绍华很为难。他当然知道，当年郑氏五世祖花了三年时间才建成的土楼，如今破败不堪，里面被许多人堆了杂物，尤其以棺材最多。走进去，里面阴深深的，一般人不敢进去，即使进去也不敢久呆。也曾经募集资金维修，可是募集的还不够清理垃圾，至于维修瓦梁等根本不敢想。
“唉。你要向上级争取项目资金，那里可是设过红军医院的，救护过很多红军伤病员啊。”郑成荣叹息说：“那些受伤的红军战士，都好可怜啊。”
郑绍华以前不止一次听大伯说过这些话。他曾经在里面当过儿童团长，负责看守医院的安全。那土楼原名叫福兴楼，可是现在人们还习惯叫红军医院。县里在一九八六年就把红军医院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只是，从来没有拨过钱下来维修。
看着郑绍华离开的背影，郑成荣轻轻叹了口气，皱纹密植的脸上转向西北方，那里，福兴楼像沧桑的老者，在默默地和郑成荣遥望。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八十二年前的往事。
1930年，十二岁的郑成荣已经是郑屋村儿童团团长。这年冬天，闽西特委负责人卢优鹏到村里，和郑徳标商量设立红军医院的事情。根据上级的指示，亟需寻找一个地方设立较大的红军医院，以救治在前方战斗受伤的伤病员。选址要求地处偏僻，不易被敌人找到，面积大、空闲的房子，还要求当地的群众觉悟高、支持红军。特委几经寻找，把目标定在了郑屋的那座土楼和郑氏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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