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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崇祯十七年十二月，平西王吴三桂率军从孟津渡过黄河，连破农民军占据的洛阳、灵宝、襄阳等地，基本上剿灭了李自成在山西、陕西以外的队伍，收复了河南、湖北等失地。而在那半年时间里，袁文弼在京城里，除了练就七万大明禁军，还很强势地烧起了中兴大明朝的“三把火”。
第一把火，便是建立章法，从制度上彻底杜绝了太监干政，这也是限制明帝的权力，得到了吴三桂等诸王的支持。
宦官干政问题，是明朝政治的一大毒瘤。袁文弼深知，明代太监气焰嚣张，得益于制度：一是太监秉笔，帮皇帝在公文上批红；二是太监掌握东厂、西厂，监督百官；三是太监外出监军、监税、监矿。
袁文弼早就解散了太监掌握的东厂、西厂，派“袁家军”一千人守卫皇宫，还派满云龙率领禁卫军入宫，在皇极殿前竖起了“禁止太监干政”的铁牌，铁牌高一丈，宽六尺，详细规定了限制太监的章法：“太监不得外出为官，也就是说不再当监军、监税、监矿；太监出宫门必须得到军情处的批准，私出宫门一步者，斩；太监品级不能高过四品；不许结交外官；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结；不许假弟侄等人名字置买田屋”，规定
但凡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劣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
而且，袁文弼还让明帝下旨，宣布刑部拥有插手太监事务的合法权力，朝臣可以将犯错的太监“先斩后奏”，也就是说，大臣们可以通过刑部与慎刑司的渠道，把看不顺眼的太监直接拉出来杀掉。
而且，袁文弼还改变了明朝的祖制，规定太监要低大臣一等，朝贺大典，内监不得沿明制入班行礼。也就是说，太监不仅不能抢在大臣之前行礼。原来在明朝时，朝臣与太监相见，相互行礼致敬。遇到大太监或者关键岗位的太监，朝臣们往往抢先行礼，甚至卑躬屈膝，表示孝敬，内阁大学士也不例外。从袁文弼推行新制度后，完全不同了，规定凡太监与朝臣相遇，不管双方品级高低，太监都要主动低头、让道。若不谨遵，将总管太监一并治罪。而且太监遇到大臣不仅要让道致敬，也不能直呼大臣的名字。
为了釜底抽薪，袁文弼还严限太监读书认字。明朝宫廷设立内书堂，选十岁上下的小太监二三百人入内读书。内书堂有专门的老师，教导太监们读书认字。不少明朝太监书读得不错，还留下了不逊于士大夫的诗文作品，政治能力随之提升，袁文弼认为此举多余，太监认识几个字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读书。
以礼部尚书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觉得出了心头的一口恶气，对袁文弼推行的这些新规定大为赞赏，鼎力支持。反对的几十位太监，袁文弼还没动手，就被刑部的官员派人抓起来，凌迟处死！
但袁文弼对东林党，也没有多少好感，第二把火，便烧向了他们。因为袁文弼认为，明末的党争，也是大明亡国的重要原因。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东林党初创时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镌刻在各地东林书院的大门口。他们胸怀天下的理想和抱负，是可取的，但是他们的能力，袁文弼是怀疑的。东林党人是好人，所以排挤东林党人的温体仁是坏人，这就是《明史》的逻辑。但这种逻辑，骗骗别人还可以，袁文弼却是不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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