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南大学回到行辕后，白泽立即对那份申请公务员考试的报告做了批复，让西门琳将其送还理事会。
很快西门琳就回来了，同时还给白泽带回了一份新文件：“理事长，这是农业司刚刚递上来的报告，是关于春耕的。”
“春耕？”白泽很迷惑，难道今年的春耕出什么问题了，否则农业司不会在这个时候提交一份报告上来。不过现在都快到惊蛰了，南方的春耕正是到了最忙碌的时候，现在才发现问题是不是晚了点。
白泽接过一看，嘿…还真的是春耕出幺蛾子了。
前年，第一生物研究所在襄阳落成后，随即开展农作物种子的复苏工作，到当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高产水稻的复苏与初步试种。
按理说，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应该新式高产水稻的推广了。但不是你说这是高产水稻它就是高产水稻，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说它亩产1000斤你总得有个实例来让百姓看得见才行啊。
恰好前年年底、去年年初，南方政府分别抓捕了一批日本间谍以及清廷间谍，同时还顺便在各地没收了一批数量不小的耕地。于是去年春耕的时候，农业司就在各地开辟了水稻示范田，面积都不大，也就1—2亩的样子。夏收过后，超过550公斤（干谷）的平均亩产一经报纸报道，随即在南方各地引起了巨大反响。
不过，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去年夏耕的时候这种高产的水稻并没有大规模的推广，甚至连种子都没有对外出售。不过农业司却扩大了示范田的面积，那些没收的农田只要是适合水稻生长的，基本上全都种上了高产水稻。而到了秋收，超过600公斤（干谷）的平均亩产，再次在南方引起了地震。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实验、培育、观察，第一生物研究所终于确认这些从另一个时空带来的种子能够在本时空正常生长。于是在准备了足够的水稻种子之后，农业司决定向外出售高产水稻种子，将高产水稻在南方全面推广。
这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事情发展却与农业司预计的相去甚远。
按农业司的预计，南方好几亿亩的适种农田，就算不是全部都种上高产水稻，起码也得有八成农田吧。可事情发展却出人意料，统计了各地农业技术站的销售数据，农业司发现销售出去的种子数量最多只能满足五成的适种农田。
对此农业司是大惑不解。不说别的，单单是去年各地示范田的收成就是一个了不得的、活生生的广告，去年夏收之后到各地政府咨询、求购种子的人是多若繁星，怎么到了现在这销售额与预期却差别如此之多？
雨水已经过了，惊蛰眼看就要到了，急上火的农业司连报告都来不及打，就急忙要求各地的农业部门调查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经过一番调查，农业司终于搞清楚了其中的缘由。
去年的水稻示范田用的是没收上来的农田，这些农田在之前就已经有佃户或是长工在耕种，而这些农田被南方政府没收以后又被租给了原来的佃户或长工继续耕种。
春耕的时候因为示范田面积少，农业司就在各地以雇佣的方式来耕种这1—2亩的示范田，收割之后的所有稻谷则由当地的粮食储备仓库负责入库、储藏。
到了夏耕，因为示范田的面积增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也就不能再像春耕那样雇佣别人来做了。于是农业司就决定，第一生物研究所提供的种子由农业司下发给各地的农业部门，然后再由各地的农业部门按租种的农田面积，发给当地租种了政府耕地的农户，农户负责耕种，所得收成由农户与当地的粮食储备仓库对半分。
这样一来农业司是省事了，可也使得高产水稻正式地进入了民间，而且数量极大、范围极广。
到了今年春耕，农业司不再免费提供种子，改由各地的农业技术站敞开地往外销售。1斤（500g）装的高产水稻种子，售价2元。
去年是由农业部门免费提供种子，可今年却要自己买。这样一来，众人的小心思就开始活络起来了。
租种了政府耕地的农户想：“1斤就要2个银元，那1亩地要3—4斤的种子就得要6—8个银元。既然现在自己家的谷仓里堆满了谷子，我干嘛还傻乎乎的去买你的种子！”
而其他的农户则在想：“虽然去年挣了点钱，可是能省一点还是省着点花。张三家去年收了那么多谷子，要不去跟他换一点来做种？”
与此同时，地主们也在思考着：“我家好几千亩的良田那岂不是得要上万块钱，抢钱啊！李四那个泥腿子家里谷子不少，跟他要难道他还敢不给！大不了给他2角钱一斤好了。”
类似的想法根本就不需要别人教就自然而然的发散开来了。不仅是租种了政府耕地的农户在用去年收获的稻谷做种，其他农户和地主们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直到有高产稻谷家庭的存谷量下降到警戒线不能再卖了的时候，那些没有买到“平价谷种”的农户、地主们才到农业技术站去购买官方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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