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元世祖忽必烈建都北京开始，京城历经元明清三朝，除了明初有那么几十年的退居二线以外，前前后后当了足足六百年（此指1272年至1871年）的全国首府，北京城里的老百姓生活在天子脚下的自豪感自然比任何一个年代，任何一个地域的人都要高涨，不管遇到的是贩夫走卒还是蹲在城墙根旁边，缩个脖儿双手藏在袖子里的家世没落的八旗子弟，都是极为能侃以及会侃的主，顺天府那些深宅大院里的事，他们弄得比当事人还清楚，而且事无巨细，有问必答，通常情况下还可以得到买一送一的优惠，情报的价钱也是极为低廉，地摊上的一个驴打滚，贵些的一包酱牛肉就能解决，甚至有的时候可以什么都不带，只带耳朵去听就可以了。
随着京城里告老出宫的太监宫女和皇帝的穷亲戚越来越多，说的人也增多了，其导致了朝廷秘事的谈资增多，而听的人仍然就那么些个，产品输出过大而市场不见明显增长，也就有了产品的优劣之别。
那个年代，皇帝太后，当朝大员就是明星，朝廷宫闱的八卦就是新闻，新闻都讲究个时效性，因此，谈论什么康乾朝的秘史在北京大街小巷都已经被嗤之以鼻认作是过时的表现，为黎民黔首所不齿。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京城人人眼里，和咸同二帝，两宫太后有关的秘闻，那才是有分量的，拿得出手敢在茶馆里显摆的。
沈哲在北京的时候，也是个喜欢大街小巷乱窜，东打听西打听的人，诸如此类的朝廷那些不能说的秘密也听了不少，关于十年前的那场祺祥政变的“隐情”更是可以一天听上很多个不同的版本。
就两宫太后怎么给恭亲王懿旨一事，他听过的花样就不下七八种，有人说两宫太后给恭亲王的懿旨是由一个厨子带到北京的，有人说是西太后让他的心腹——一个叫安德海的太监交给恭亲王的，有人说，是恭亲王在他哥哥的棺材前哭灵的时候，慈禧慈安充分体现了作为嫂嫂对小叔子的关心，给恭亲王赏了碗面，这懿旨就写在碗底下，还有人说得更富有戏剧性，说是肃顺载垣等人怕两宫太后联合恭亲王对他们不利，恭亲王到承德奔丧的时候，以叔嫂相见不合礼制为由严加防阻，恭亲王最后是装扮成了萨满巫师才得以和太后接上头，把辛酉政变的策划制定下来。
也有人说了，根本没什么懿旨，两位太后一开始也没打算把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怎么样，只是听说肃顺和另外七个人曾经向大行皇帝建议，模仿当年的汉武帝，留子去母，把皇后和懿贵妃都杀了以免日后祸患，咸丰想的还只是会酿成类似于汉朝吕雉那样的祸患，肃顺等人已在危言耸听，应是将事态的严重性上升到了武瞾之祸的地步，那意思就成了不杀此二人你还指望这天下姓爱新觉罗吗？这个消息已送到两宫太后的耳里，那这就不是谁辅佐小皇帝的问题，变成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直接找来奔丧的恭亲王商议，事情就定下来了。
其实，这些传闻，沈哲在前世的时候大多都在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看到过，只是，宣统皇帝的叙事能力哪和这些皇城根下天天说故事的人是一个档次上的，他的书中一笔带过的事，到了这些人的嘴里那就好像找到了故事中的主角，时间地点，气氛渲染，一应俱全，颇有身临其境之感。
但是，传闻虽然很多，沈哲将自己脑海中的记忆搜索了几遍，都没有找到和这份摆在自己眼前还未开启的密诏能扯的上关系的蛛丝马迹。或许只有还在前世的时候听说过，东太后慈安手上有一份可以要了慈禧太后性命的密诏能和此事产生一些内在联系，可是这份密诏如果真的存在应该是咸丰帝到承德以后才给慈安的，断不会出现在“正大光明”的牌匾后头。
“我倒是想起来一件事”萧冉突然想起来什么：“我以前听一个从宫里出来的老太监提起过，八个‘赞襄政务大臣’被问罪革职之后，皇上曾经下旨清查过正大光明匾额后面。说是皇上下的旨意，那必然是两宫皇太后的意思，现在想来事情的确有些蹊跷，皇位早已落在当今圣上之手，还有先帝的亲笔御诏，匾额后面根本不会有什么立储诏文，就算是有，上面写的也只有可能是当今皇上的名字，东西太后为什么火急火燎地偏要看看上头的究竟。早先在坊子里听到过传言，说是先帝离开北京的时候已经觉着自己时日无多，留下过给八位赞襄政务大臣的密诏，似乎是帮助八位大人抑制外戚的，只是八位大人刚到京城就遭遇变故，这份诏书也就不了了之。会不会就是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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