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见到了唐雎，很不满地说：“我想用五百里的土地换取安陵，安陵君居然不愿意，这是为什么？大秦败韩、灭魏，而安陵国能以五十里的地方生存下来，不是我害怕他的力量有多大，而是觉得他讲义气罢了。现在我用多十倍的土地来交换小小的安陵，为他扩大领土，他不接受，分明是不把我放在眼里，这太不像话了！”唐雎解释道：“不，不是这样的，我想大王您是误会安陵君了。安陵君从先人那里继承了土地，只是想继续守护它。即使别人用方圆千里的土地去交换，安陵君也不会交换的，更何况是区区的五百里呢？”
秦王听完这番话后，立刻勃然大怒：“先生，你听说过天子发怒吗？”唐雎回答说：“我未曾听说过。”秦王说：“天子一旦发怒，就会有上百万的人为此丧命，血流成河，绵延千里。”唐雎说：“那大王听说过平民发怒吗？”秦王轻蔑地说：“平民发怒，不过是摘掉帽子光着脚，把头往墙上撞罢了。”唐雎回答：“你说的是庸人发怒而已，不是真正有才有胆识的人发怒。专诸刺杀吴王僚的时候，彗星的尾巴扫过月亮；聂政刺杀韩傀的时候，一道白光直上太阳；要离刺杀庆忌的时候，苍鹰突然扑到宫殿上。他们三个都是平民，但却是平民中非常有胆识的人，他们心里的怒气还没有发散出来，老天爷就显现出了征兆。他们三个人加上我，就是四个平民发怒了。如果我现在发怒，也不能怎么样，就是杀死两个人，血溅也只不过五步远，天下的人都披麻戴孝，今天这情形估计就是这样了。”说完，唐雎扶剑而起，双目怒视秦王。秦王听出了唐雎话中的意思，立刻吓得面无血色，直起身子跪坐着，向唐雎道歉：“先生何必这样呢？快快请坐，有话好说。寡人现在算是明白了，赵国、魏国都灭亡了，但是安陵能以五十里地存在，都是因为有像先生这样的人啊！”
从此以后，秦王再也没有提起和安陵换地的事情了。
本来面对秦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安陵国是被动的，但是唐雎的一席话为安陵争得了生机。唐睢用几句简单的话就反客为主，抓住了谈话的主动权，使秦王不得不作出让步。可见在外交活动中，语言的巧妙运用是十分重要，不仅可以化险为夷，还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上面的故事中提到的就是说话的一种技巧。在游说过程中，除了要求语言要有技巧外，还要求游说者要审时度势，看什么人说什么话，这也是本文讲述的另一个突出要点。文中所说的九大说话原则从古至今一直都在沿用着，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另外，游说者运用这九大原则时，还要做到扬长避短，拣自己擅长的说，对游说对象也是这样，说到对方的长处要加以推崇，说到对方的短处要有所忌讳。只有这样做，才能为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利益。
蒯通，本名蒯彻，因为避汉武帝之讳，改名通。他是西汉初期一位著名的政客，《史记·田儋列传》记载：“从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可见他的辩才是多么厉害。他曾经是韩信的谋士，曾劝韩信自立为王，与项羽、刘邦三分天下。
在项羽与刘邦大战的时候，刘邦任命韩信为大将军，率军攻打项羽。韩信是个擅长用兵打仗的人，一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打败了齐国军队，灭掉了魏、赵两国。这个时候，蒯通劝韩信对刘邦不要过于信任，应该自立为王，跟刘邦、项羽三分天下，以后有了机会，再图大业。但是韩信没有听从他的建议，而是继续在刘邦麾下为其拼死效力。刘邦称帝后，韩信兵权在握，刘邦害怕韩信会拥兵造反，就找理由剥夺了他的兵权，然后又将他软禁在长安。为了除掉这个心头之患，吕后跟萧何设计杀死了韩信。韩信临死时，才后悔没有听从蒯通的建议。
韩信死后，刘邦抓住了蒯通，亲自审问他。
刘邦问蒯通是否鼓动过韩信叛汉自立，蒯通供认不讳，而且还说了句让刘邦非常生气的话：“可惜韩信这个家伙没有听从我的计策。要是他当初听了我的话，就不会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皇上您也未必杀得了他。”此话一出，刘邦勃然大怒，立刻下令把他处死。蒯通大喊：“冤枉！”刘邦说：“你教唆韩信谋反，还这样藐视朕，还有什么冤枉的？”蒯通回答说：“当初秦朝施行暴政的时候，天下的有识之士都起来反对。这就好比是一只鹿，天下英雄都抢着捕捉它，谁比它跑得快，谁就能抓住它。那个时候，天下战乱，谁也不知道陛下您会当皇帝，都是各为其主，我也是一样。我在韩信手下办事，当然要为他着想。难道这也要责怪我吗？况且，天下想当皇帝的人多了，皇上您难道要把他们一一处死吗？如果我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主人忠诚而被杀死，天下的人会怎么看待陛下您呢？”刘邦一听，觉得这话说得有理，于是就赦免了蒯通的死罪。
蒯通之所以能够死里逃生，就是运用了看什么人说什么话的原则，审时度势，根据实际情况和具体的人说不同的话，显示自己的忠心，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也给刘邦下了一个套，如果刘邦杀了他，就是杀了一个忠诚的人，作为皇帝，要容纳天下，就不会杀尽忠之士，这使得刘邦为了声名必然不会下杀手，所以蒯通才有了生存下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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