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大焱这一百六十年来的历史，虽然发展至今也曾闪耀过繁荣昌盛的光彩，然内忧外患始终未曾断绝过。
外患自然是曾经的大辽帝国，以及西北的党项人，辽人虽然凶蛮，但檀渊之盟后却信守盟约，与大焱结成兄弟之邦，使得大焱的北方获得了长达百年的和平。
可党项人却如猴子一般上蹿下跳，从来就没安生过，大焱这边虽然有种师道坐镇，但仍旧是不胜其烦。
而无论是北面成平的时代，亦或是太宗真宗朝军事仍未疲软之时，大焱的内患却时常发生。
所谓内患无外乎天灾**，天灾无常，也无法控制，诸如地震洪水之属，而内患则来自于几个不同的方面。
比如真宗驾崩之后，太后刘娥把持朝政，差点就走上了武则天的老路，以至于仁宗皇帝从七八岁开始登基，一直到二十五六岁才亲政。
又比如朝堂上那些个贪官污吏为非作歹欺霸奢靡，当然了，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民乱。
北面的长期和平，加上西北被种师道镇着，大焱帝国内得到了极其珍贵的成平时代，使得大焱能够大力发展经济，商业繁华，文化鼎盛，但安逸使人堕落，无论是朝堂还是民间，都催生了一股靡靡的风气。
几家欢喜几家愁，贫富分化越发严峻，上层的朱紫富贵名门望族越发穷奢极欲，他们享受的都是从老百姓身上压榨出来的民脂民膏，而百姓苦不堪言，只有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最终怨声载道，走上了起义的道路。
可悲的是，即便是起义，这些深受君权神授思想荼毒的穷苦百姓，大部分仍旧没有想过要改朝换代当皇帝，他们那卑微到极点的渴求，只不过是一顿饱饭则已。
这也使得大焱的叛乱看起来有些儿戏，许多人甚至将造反当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尽量将声势都造大，而后等待着朝廷的招安，这样他们就能够成为朝廷的一员，再不用忍饥挨饿，不是到了穷途末路，谁愿意去打仗？
在太宗真宗朝及往后的几十年，蜀川和西南，以及广东西路，都是叛乱的重灾区，蜀川的王小波起义等，也曾经轰动一时。
而到了檀渊之盟最后这十几年时间里，大焱的腐朽和弊病已经呈现井喷式的爆发，以至于老百姓求生不得，只能纷纷走上了叛乱的道路。
宋江、王庆、田虎乃至后来的方腊，无一不是震撼江山，轰动朝野，使得人心惶惶，方腊甚至还占据半壁江山建立了国家，弄出了自己的小朝堂，无论声势还是战果，都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使得朝廷不得不调拨十数万大军去平定。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背景和前提，当河北爆发民乱之时，不仅是王黼，连大名府的官员和百姓，都显得极其淡定。
然而王黼很快就淡定不起来了，因为这一次民乱的规模越来越大，范围也越来越广，声势浩大，根本就没等王黼故技重施去粉饰太平，消息就已经被苏瑜通过转运使司的渠道，上奏到了朝廷，并上达天听了！
而且苏瑜为了赈济和抗灾，一直在河北东西两路实地考察，所奏之事并非空穴来风，早在前几封奏折之中，他就已经提出过要谨防民乱的疏策，只是王黼坐镇河北，无人敢议论此事，渐渐也就被忽略了。
此次他的奏章非但详细阐述了叛变的具体情况，还顺带将了王黼一军，此时朝臣们才意识到苏瑜多么有先见之明，更意识到苏家两兄弟，竟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王黼不久前才将市舶司给夺了过去，许多人都以为苏瑜会忍气吞声，毕竟他真要跟王黼作对，简直就是蚍蜉撼树，而且副转运使的官帽子，也足够让苏瑜闭嘴了。
然而这毕竟只是大家的一厢情愿罢了，苏瑜非但顶住了王黼的压力，更是将河北的赈济搞得有声有色，若非王黼不能容人，目光短浅，又岂会让民乱变得如此不可收拾？
苏瑜在奏章之中陈数王黼的罪责，众人才知道苏瑜这是要捅破天了！
因为他阐述了今次民乱的原因，直言民乱隐患由来已久，黄河决堤只不过是提前将这些隐患引爆出来罢了。
北伐军在幽燕大地节节胜利，可谓扬眉吐气，但数十万大军总要吃喝，需要不断从国内调拨粮草。
而为了不至于延误战机，这些补给自然要摊派到大雅北方各路地方的头上。
富庶的河北、山东、河东等地首当其冲，成为了摊派的第一对象。
所谓摊派是额外的，也就是说这几个地方的老百姓除了缴纳正常的赋税之外，还要承担大军的用度，非但如此，他们还要被征用为民夫，自己将军粮押送到北面去！
许多人并不愿意背井离乡，毕竟北面正在打仗，若自己去送粮，反倒死在了那里，可就让人哭不出来了。
于是便有人开始组建队伍，干起了代为运粮交粮的行当，而且开始牟取暴利，为了运送一石粮食，沿途的盘费甚至高达十几石到二十几石，对于河北的百姓而言，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而前番已经说过，王黼之所以能够窃据高位，正是因为他生财有道，很懂得给自己赚钱，更懂得如何替朝廷省钱，替朝廷赚钱。
他也看到了运粮这个行当的前景，于是便开始打起了主意来，你不想运粮，又不想让运粮队赚这个钱，那么好办，把这份钱交给朝廷，朝廷不需要你运粮，比那些运粮队要便宜，而且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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