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汉明帝年间,，张道陵初创道教时，为了拉抬声望和名气，抬出老子做为教祖，尊之为太上老君。这对道教后来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一个广阔的遐想空间。“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故事就是得益于这个广阔的遐想空间，在佛、道两教为争夺信徒跨越千年的斗争中，成为道教弟子攻讦佛教的一个重要理论。
老子的在五十多岁时辞官西行，到函谷关时，在关令尹喜请求下他写下了五千字左右的《道德经》，继续西行，不知所终，那么，老子会去哪儿呢？多年之后，后人就臆造出了他的去向，这就是过函关去西化胡为佛。
一、老子过函关化胡
关于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传说，早期有两本书记载了这件事。
一是《太平经》，又名《太平青领书》，是道教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据说是东汉（25－220年）时期的道士于吉流传下来的。但是，有人考证，认为《太平经》非一时一人之手，是多人长时期的增益而成，于吉仅是其撰人之一。所以，《太平经》里关于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传说，是不是最早，无法定论。
三国时魏国人鱼豢在《魏略·西戎传》提到了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传说，可以认为是是最早的说法：“《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老子西出关，过西域天竺教胡，浮屠属老子弟子，别号合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在鱼豢的书里，已经明确的把佛祖说成是老子的弟子。但是做为一种传说，一个故事，对人们的影响仅仅是给人们一种感知。真正引起轩然大波的则是《老子化胡经》。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两教在争夺信徒的过程中。经常出现各种和平形式的斗争，愈演愈烈。这期间涌现出了大量的宗教理论家。最激烈的斗争场合，莫过于“斗法会”。道、佛两教，各自都在“斗法会”前做大量的准备，挑选一些博学善辩的道士、僧侣，在“斗法会”上，各执一词，互相攻讦，抬高自己，贬低对方。《老子化胡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
道教道士王浮，河南洛阳人。在西晋惠帝（公元290——306年在位）时期，为天师道祭酒（首领）。因为是一路首领，所以常常参加一些斗法会，每每大拜而归。王浮羞恼之余，便依据一些典籍、传说，发挥自己的想像，编撰出一部《老子化胡经》。《老子化胡经》一问世，即在僧道优劣的辩论大试身手，大肆流行，影响很大。
《老子化胡经》巧妙的利用了《史记》中对老子的记载。老子过函谷关西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然后巧妙的续出，老子去了天竺国，点(教)化胡人为佛。《老子化胡经》把佛祖如来硬说成是老子的弟子，因而对中国古代的宗教界、文化界、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对佛门弟子来说，更是如鲠在喉，如芒负背。当时，长安有个名气很大的和尚，叫帛远，又名白远，白远和尚。号法祖，俗姓万，河内（今河南沁阳）人，自幼出家，每日能诵经八九千言，深研大乘经典，又博读世俗经史，以讲习为业，僧俗弟子达千余人。他听说王浮作了《老子化胡经》，就一气之下来到了洛阳，和王浮斗法，辩论起佛道的先后高下，但结果竟然是不分输赢。从此，《老子化胡经》便成为道士们攻击佛教的坚兵利器。并且从此流行开来，影响甚远。
对于《老子化胡经》的出现，佛教信徒们一直不服。也不惜大量编造历史，抬高佛祖，贬低老子。如东晋僧侣支遁在《释加文佛像赞序》中就说：“昔姬周之末，有大圣号佛，天竺释王白净之太子也。……络聃周以曾玄”。他不仅把佛祖说成是老子的师父，还把老子和庄子说成是佛祖的“曾孙”和“玄孙”。梁朝和尚僧佑也在《出三藏记记》中指出：“昔祖平素之日，与（王）浮争正邪，浮屠屈，即意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但无论是贬低老子也好，说《老子化胡经》谬诬也好，《老子化胡经》依然广泛流行，经卷也由当初的一卷，逐渐繁衍增加为十卷，成为巨著。不仅内容强化，而且成为道士的必修经典。除了《化胡经》本身增修了内容，同时还有一些有关的新书出现，如：老子开天经，出塞纪，玄妙篇等等，广传天下，越打越强，越禁越多。《老子化胡经》之所以被认可。其原因正如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宗教》一文中就说到的“民族神是能够容忍别的一些民族神同他们在一起的，……但决不能让他们高居在自己之上”这种民族自尊心理，具体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迎合了华夏民族的自尊心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理在古代是很强烈的（崇洋媚外似乎是近代的居多）。一直自豪地认为我们是中央之国、中央上国等等，而称其它国家则为“藩属之邦”、“蛮夷之地”，其人则是“狄夷之人”，更有细化的称呼叫“东倭西胡，南蛮北狄”。佛祖即便是个王子，出身高贵，那也是“藩属之国”、“蛮夷之地”的胡人，“蛮夷之地”的胡人成圣成神，怎么说也是令自尊心理极强的华夏民众有点费解。而《老子化胡经》就适得其时地给出了答案，佛祖之所以成圣，是由老子教化、点拨的因素。这费解的问题就不费解了。况且老子是上古大贤，年龄又比佛祖略高一些，所以看起来就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从另一方面讲，《老子化胡经》也迎合了统治阶层的大一统心理。在以前的华夏大地，不光民众的民族自尊心理强烈，统治阶层的民族自尊心理也十分强烈，并且在此心理上延伸出一种自负心理，喜好“八方咸服，四方朝贡”，“蛮夷之地”的西土出了神，在华夏大地影响很大，怎么说也感到不太自在。《老子化胡经》的出现也满足统治阶层的自负心理。所以，《老子化胡经》得到了一些朝代的统治者，特别是唐、宋朝统治者的积极认同。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老子化胡经》产生轰动效应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随着《老子化胡经》的传播，另一种说法“三教出一门”也伴随着“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故事应运而生了。
二、三教出一门
《史记》中《老子韩非列传》对老子有这样一段记载：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於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於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当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老子的记载还有其它几种说法，但这种说法是一种较为公认和通行的说法。
这一段文章里，详细记述了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的事件。而孔子是春秋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问策。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董仲舒(约公无前179年～前104年)，在这次问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所采纳，运用了政权的强制力量使之得以推行，目的就是为了加强汉王朝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从此，儒学取得了唯我独尊的地位，并长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而汉武帝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学说，而这一学说，从此也奠定了儒学唯我独尊的地位，并长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随着历史的沿革，儒家也就有了“儒教”之称，这个教，也就成了人们常说的“三教”中的一教。后来就有一种说法：佛教出神；道教出仙；儒教出仕。
伴随着“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故事应运而生的“三教出一门”之说，并没有遭到儒学人士的抵触和反对。反而得到了认同和追捧。这是除了有上述的关于《老子化胡经》产生轰动效应的原因的外，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老子做为中华民族的先辈大贤有着无法撼动的历史地位和睿智的哲学思想。二是儒学人士研习经典都是以一种形而上学，固步自封的形式来学习的。所谓“十年寒窗，苦读经史”，就很形象的表现了这种学习方式，死记硬背，惟书惟上。只要书中有的，那就是经典。既然书中有记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并且事后孔子还大加称赞老子“其犹龙邪”，那么，说“儒教”也源自于道教门下。对儒学人士来说，并不是一种什么难堪的事，而是一种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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